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     

沿袭与嫁接:近代乡村社仓组织与管理——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社仓一直是传统社会备荒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和经营社仓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的职责和任务。在近代以后,传统的社仓体系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导致消亡,仍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官方和民间彼此借重的共同资源和有力工具。     

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民心建设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我国社会组织在沿线国家开展民心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制定灵活高效的援助方案、搭建交流互通的多彩舞台、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同时,社会组织在沿线国家民心建设中也存在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缺乏健全的管理体制机制、民间交往与官方外交耦合性欠缺及复杂国际形势制约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等现实挑战。因而需要通过明晰社会组织发展的价值定位、健全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机制、增进民间交往与官方外交同向发力、借鉴社会组织建设经验推进国际化发展等路径,提升我国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民心建设的水平与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研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民间信仰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解读,并逐渐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内建设的民间信仰在获得官方认可而得到合法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异化的问题。国家和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实现了共谋,既是国家对于民间信仰的有效治理,也是民间信仰与社会在互动中实现的调整与创新,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民间信仰新传统"。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为统治。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与多元性,满足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上"治理"出现的条件。双轨模式显示县下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实体模式显示在偏远的乡村社区,其治理样态为无须官方过多涉入,民间即能够在宗族与地方精英的领导下,自发地完成治理。帝国模式显示官僚与君主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关系。此种关系赋予了官僚制独特的治理属性以及治理能力,其"治理"样态为官方主导的正式行政与非体制内地方精英主导的非正式行政的共生并存。该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同质性与差异性。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演迁研究的学术反思

近3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演迁问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的转变,随之而来的争论是中国近代社会演迁的动力与机制是否来源于传统时代向近代的转移?在社会演迁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官方主导还是民间主导?传统社会形成的地域性在近代社会演迁中是否仍起作用?对近年来关于上述问题研究的简述与反思必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略论民间慈善组织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思路

发达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民间慈善组织在生成机制、运作逻辑、社会效率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既肯定了慈善组织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轻政府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揭示出其在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影响力,这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比较研究是形成研究特色和凸现针对性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视角.通过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研究基础、研究思路等探讨,旨在为政府、社会提供合理的政策依据和有效的风险治理路径.     

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及机制重建策略

国际大都市或特大城市是世界人口、社会活动的重要聚集空间,安全、有序、文明成为国际大都市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良好的社会治理,必须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治理机制.而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等一些特大城市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诸如政府的治理思维存在路径依赖、社会治理结构失衡、社会差距威胁社会稳定、社会参与不够、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文化多元化程度不够等.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机制应当从治理主体结构、社会服务机制、社会协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平衡机制、社会服务机制、文化融合机制、危机应对机制等方面的重建着手.     

全球化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互动的,它们之问存在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和深刻的内在联系.当代世界全球化的主导者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历史终将证明全球化的尽头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灿烂辉煌.     

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维修与管理

高校教学资源投资力度的加大,使多元化模式的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工作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部分高校仪器设备维修工作是一个薄弱环节,存在着仪器维修体制不完善、维修队伍不健全、实验室管理体制没有完全落实等问题。各高校应当根据自己的办学规律,建立一个仪器设备维修与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近代今、古文学派的异同与分合

儒家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步入近代,仍为学者所信奉。在社会变革迅速、动荡加剧的时候,不同学派会有共同的改革要求,又有着彼此不同的差异。同一学派既有治学方面的一致性,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又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异同、分合,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我们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同,而忽视学派之异;也不能因是同一学派,而视为一切皆同。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反思与建构:虚拟和现实的对立与融通

虚拟是数字化的表达方式和构成方式的总称。其本质特点是通过数字化的合成 ,达到“思维如何思维”的直观 ,创造出“真”与“假”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虚拟在否定现实经验“真实”观念的同时 ,也促进了现实之“真”的重建。虚拟与现实既有相对立的一面 ,也有相互融通之处     

委婉语与英美文化

英语委婉语是人们为谋求最佳交际效果而创设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委婉语表述内容一般是人们在言语交际中禁忌的事物、现象或者是敏感的话题,是语言中最富文化内涵的一个部分。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委婉语,阐释了委婉语强烈的英美文化色彩。     

民办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探讨

本文从学科、专业建设的内涵出发，结合民办高校特别是浙江树人大学的办学实际，提出了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的若干具体措施。     

闽台高校科技交流与合作现状探析

文章以当前闽台高校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现状为线索,分析了两地高校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发展趋势,为闽台高校科技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入,共同推进闽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诗·语言·思:对抗与对话

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与对话 ,贯穿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在现代 ,文学与哲学谋求彼此沟通。“诗人哲学家”的出现、哲学家由思向诗的回返 ,一方面是基于对“纯粹理性”解决人类精神与心灵自由能力的深深怀疑 ,另一方面还跟现代人文科学的语言论转向相关。而“哲学家诗人”们则主张以一种艺术化的思想替代哲学家的冷峻面孔 ,以促使传统哲学走出历史困境。诗的言说与思的言说的浑融 ,本质上是由于它们都共同指向一物———存在。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云南与印度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前景

中国与印度有着数千年的经贸交往史。云南与印度从古至今沿着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把滇印民间贸易延续下来。进入21世纪,中印关系不断改善,尤其是经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云南与印度的合作也频频出现亮点,经贸关系发展前景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