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税收制度的特征

18 4 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 ,在国家财政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压力下 ,清代后期 ,清政府对税收制度作出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其税收制度呈现出独特的特征。一、以关税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税收自主权丧失了完整性　　关税自主权的丧失 ,是近代中国主权不完整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表现在国定税则权的丧失和海关总税务司长长期由外国人担任。鸦片战争前 ,我国的关税是国定税则 ,对征收海关税一向有自定的税则条例 ,如康熙五年的《关税条例》 ;康熙二十三年的《福建、广东海关征税则例》 ;康熙二十八年制…     

略论国民党政府初期进口税则主权问题

<正> 192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政府“废除”了清政府以来与八国签订的旧关税条约,又与十二国签订了新关税条约,并于1929年,1931年,1933年和1934年分别颁布了四届“国定”进口税则.至此,中国是否恢复了自鸦片战争以后就一直丧失的进口税则主权呢?这个问题,当时曾引起一些争论,解放以来却研究者寥寥.为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并为国民党政府关税制度的研究提供某些借鉴,笔者不揣浅陋,拟作初步的探讨.     

论近代中国的协定税则

协定税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 ,是国际贸易格局中普遍适用的关税制度。协定税则并不必然对国家的关税主权构成侵犯 ,只是作为协定税则形式之一的片面协定税则才对国家的关税主权构成侵犯。鸦片战争前 ,清政府的税则制度是自主单一税则制度 ,近代中国的关税税则是列强强加于清政府的片面协定税则。近代中国的税则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和屈辱并不在于它是协定税则 ,而是因为它是片面协定税则。在论及近现代中国关税制度时 ,应区分协定税则的不同形式 ,以利于准确地表述协定税则与国家关税主权的关系和准确地揭示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协定税则作为“片面协定关税”的特性 ,以利于对中国近代的协定税则作准确严谨的评判。     

对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的一点新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在清政府“抚夷”的外交背景之下,中英双方最终通过“协定”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这个税则在侵蚀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当时的关税体制和财政制度带来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     

列强在华协定关税特权的废除

废除协定关税制度的历史背景关税的征收与税率条则的制定，是主权国家最重要的行政权力之一，对于调剂与发展本国经济，具有极大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保护关税的意识淡漠，加之西方武力的威逼，自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始，很快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列强获得以下特权：（1）协定税率与税则的权力。中国人不能自订税率和税则，而要与外国人协商。协定的税率为值百抽五。（2）海关行政权。自1861年起，管理海关的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乃至一般官员一直由外国人而主要是英国人担任；（3）子口税制…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关税政策与实践述评

本文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到抗战前关税改革的措施与结果。宋子文就任财长时实施的关税改革提出关税自主、税务行政国有的思想，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关税基本框架，孔祥熙就任财长后施行关税改革及打击走私、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具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面，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也存在着许多局限。     

1928年中国恢复关税主权努力的历史透视

1928年,国民政府从恢复关税主权着手,发起了一场同帝国主义列强“重订新约运动”。这场运动迫使帝国主义列强以正式条约的形式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来关税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场运动迫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有所减少,并使中国的海关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挣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从而带来了中国关税的明显增加。然而,在新的条约中仍保留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权,特别是中国海关行政制度没有任何改变,致使中国没有真正恢复关税主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与帝国主义抗争的决心和实力,外部原因在于帝国主义顽固不化的掠夺本性及其殖民主义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外贸易保护政策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对外贸易政策逐渐系统化和规范化.从国际因素来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从国内因素来看,国际贸易保护理论的传入中国以及国内经济与政治及其他现实因素的制约,使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基本上可以归为保护性贸易政策.这种贸易保护的总政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改革

南京政府十年期间,为了改变中国长期以来货币紊乱情况,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进行酝酿已久的货币改革.首先是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币制.但是,中国并非产银国,而是用银国,所需白银大都需从国外进口.废两改元之后不久,因为美国的白银政策,造成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急剧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国内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民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经济危机.为摆脱这种危机,就必须放弃银本位制,使中国通货脱离国际白银市场的影响就成为必然.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以解救危机.     

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

碳关税的征收除了起到防止碳泄漏、避免碳转移、保护全球大气环境的作用外,还将涉及征收与被征收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等政治与经济深层次问题.碳关税征收将增加中国具有高耗能、高排放特征的工业产品出口成本,对中国工业品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冲击,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为此,必须采取有关措施积极应对碳关税,规避碳风险,以保证并促进中国经济和工业品出口贸易可持续健康发展.     

什么是公平竞争原则

一国对经过其关境的货物征收的税收称之为关税。关税是世贸组织允许各成员使用的保护国内产业的重要政策工具。各国海关在征收关税时方法各有差异,现在的趋势是以征收从价税为主。关税在管理贸易方面较之进口数量限制具有明显好处：首先,关税使国内外同类产品价格保持自动联系,使国内外生产商的竞争地位显而易见。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数量的膨胀及其溃败之考察

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的数量估计为切入点,考察了庞大的国民政府公务员队伍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增加了财政负担;占用了社会资源;影响了公务员的向心与离心.公务员队伍的无度膨胀,使有限的财政不堪重负.而当社会资源一定时,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就容易出现与民争食的现象.到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因为经济的衰退,财政收入萎缩,在前期表现为控制与激励作用的福利制度,在后期则成为了腐败的催化剂,离心的加速器.国民政府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对其崩溃的影响对当代中国公务员建设有启示意义,即政府组织规模要适度.     

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的历史反思

国民政府时期进行的西北开发对面积广阔、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地区来说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当时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 ,西北开发的成绩并不可观。但仍有许多经验教训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有借鉴意义。     

危机中的调适: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

嘉道时期,清政府通过停止三年比较、确立关税盈余办法,以及分赔章程大讨论、严厉追赔办法及盈余六成以内免议处等方面的制度调整,来力图控制关税征收,减少关税欠收.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明确了五口通商权利.随着国门的洞开,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清廷适时地调整了沿海各关的政策.简言之,嘉道时期,通过清廷的多方努力,这一时期的关税征收,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对平稳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下降.从这一意义上说,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值得肯定.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国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同时为了配合外交对策,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部署了若干应对措施,将对日战争更紧密地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国民政府军的作战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与盟军联合作战,国内军事则以整训军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重心。     

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的宣传对策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且处于弱势地位的国民政府,为使日本暴行大白于天下,宣传策略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了这次宣传工作,结果在国际上得到了欧美列强政治和道义的支持,国内舆论统一,民众反日运动有条不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再评价——基于关税权和领事裁判权交涉的比较

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改订新约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废约斗争的关键阶段。面对关税权和领事裁判权交涉的不同进展和难易程度，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和措施，终于在抗战前夕收回了关税权，也为领事裁判权的最终撤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局对废约运动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的运用是灵活得当的，取得的成效应予充分肯定。     

日本与民初中国关税修订案的交涉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按约提出关税修订,要求切实实行值百抽五。但此事因日本反对和刁难而迁延近六年之久,最终因中国参战勉强达成。对于中国关税修订的要求,日本外务省和驻华使节主张有条件地答应,而大藏省、工商业者和新闻舆论,却主张坚决反对;至于答应中国修订要求的条件,则比较一致地强调对中国内地制品课以同样的税率。日本之所以反对中国关税修订,是因为中国提高关税给日本对华贸易带来了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市场抱有极大的野心,朝野均欲压制中国产业的发展。日本的反对,势必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中日尤其是民间日益交恶实属必然。     

抗战时统制政策背景下两湖地区的桐油贸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桐油采取了统制政策,但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和修订远远适应不了时局的变化。两湖地区作为国内桐油重要的产销地区,实际实施情况虽未收到预期效果,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支持抗战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