胙土封邦:河朔故事形成史论

在史乘之中,关于代宗年间就有河朔故事的记载,是史家后见之明的文本建构,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大历八年薛嵩、令狐彰去世,为唐廷与河朔藩镇博弈形成了许多政治规范,然而河朔故事并未形成。迭经建中之乱,唐廷与河朔藩镇在实力对比中逐渐趋于平衡,德宗不再力求敉平河朔藩帅的统治。双方的争衡开始由零和博弈逐渐步入共生关系。执是之故,德宗逐渐开始有地域地承认父死子继,河朔故事正式形成。为了顺利完成世袭权力的交接,河朔藩帅也通过将储帅的职衔由行军司马更易为副大使、提升副大使资望、任命族人为属州刺史等方式加强家族化管理,进而为父子相袭的河朔故事提供了可能。     

唐代藩镇赏赐述论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频繁动乱成为唐后期军事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诱发军乱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藩镇军人贪财寻利为其原因之一。藩镇将士往往因为未获赏赐或赏不如意而“杀帅长,大钞劫”,或拥护骄帅割据。对此,唐廷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经常给藩镇大量的赏赐。探讨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唐廷与藩镇的关系不无裨益。     

唐宪宗中兴与藩镇政策

从安史之乱到唐宪宗中兴这一时期 ,是唐中央和藩镇对抗的中唐时期。这一时期经肃、代、德、宪四朝 ,唐中央和地方的藩镇势力相对抗 ,几经周折和反复出现了宪宗的中兴 ,使唐王朝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但是由于唐宪宗朝的藩镇政策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盛世 ,而矛盾却在激化。这一中兴 ,使唐王朝结束了和藩镇对抗的中唐时代 ,进入了藩镇割据之势横流的后唐时期     

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建立了以神策军为核心的北衙禁军。地方上从内地到边疆建立了藩军。唐代藩镇军制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其各个藩镇内部的统兵体制,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方镇治所州的牙兵(衙军),二是方镇属下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三是州下各县的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若干小的军区。     

建中末河东道政区调整与德宗藩镇政策

建中末年河东道的政区调整是德宗即位以来削藩政策的集中体现。建中初年的削藩战争,河东三镇中尤以河东镇军功卓著,然在建中末的政区调整中,河东镇却未得尺寸之地;昭义镇军功逊于河东,却得以扩充;河中镇则被分割,增设晋慈镇。考察建中末河东道的政区布局调整,可以看出唐廷治理藩镇的策略,揭示唐廷与河东诸镇的微妙关系。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     

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

唐后期的中央禁军与唐前期有所不同。唐前期的府兵和北衙禁军都属于中央武装,但严格意义的禁军系指北衙禁军;唐后期则由于藩镇体制的形成,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的变化,中央禁军成为与藩镇军队对峙的一切直属中央武装的名称。 唐后期中央禁军的名号繁多,时有分合,大体说来有两种类型:一是作为天子六军的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和左右神武军,以及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这类禁军的主要职能是守卫宫廷和京城,一般不外出征战;二是兼备宿卫和征伐双重职能、作为中央禁军主力的神策军。关于神策军,笔者已有专文详述。本文拟就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的情况作一考察。     

藩镇研究的新成果——《唐代藩镇研究》序

唐朝的国势,在唐玄宗统治时期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她的统治。战乱费了八年的时间虽然平定了,但安史余党仍然盘踞在河朔一带,成为和唐中央对抗的藩镇,而在唐朝中原内地以至江南、岭南地区也设置了许多藩镇。藩镇割据和藩镇林立的局面是唐中后期政治形势的突出点。由于藩镇的割据,统一的帝国元气大伤,唐王朝再也恢复不了当年丰腴的英姿。但她并不是淹淹一息,仍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这一历史现象,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中晚唐南方地区军事战略实施动因初探

中唐以后,中央在帝国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实行以地方军队"团练化"、军力"薄弱化"与统兵官员"文职化"为核心的军事战略。唐廷实施这一军事战略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对前期本地兵力配置传统的继承,也与中央力行"销兵"有关,更是对当时北方残破、国家经济重心南移背景下的理性回应以及该战略所具有潜在的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准确判断。     

略论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

政治婚姻是以婚姻为手段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婚姻形式 ,它是唐代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 ,其方式和类型也随政治、军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 ,政治婚姻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唐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有利于边疆和平和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廷与藩镇联姻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维护中央集权 ;藩镇之间联姻在初期巩固了军事同盟和地方割据 ,至唐末又有助于壮大强藩的势力 ,实现局部的统一。     

唐代巡院初探

中唐以后,叛镇迭起,边患频仍,衰微的中央政权为了支付巨额军费,不得不拚命搜刮钱财。但各地皆成藩镇,独立性增强,旧的财政体制很难奏效,于是中央便设置新的财政机构,直接插手地方上的税收赋敛,形成新的财政体制。这一套新的财政体制对维护唐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势力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盐铁巡     

论唐中后期的"二元"制衡机制

唐中后期,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内有朋党"挟怨憾结,倾轧排摈",外有藩镇"力大势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岌岌可危.于是宦官作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迅速膨胀.内挟朝臣,外制藩镇,形成了唐中后期新的制衡机制.即宦官枢密使、神策军中尉制约外朝宰相,宦官监军使制约藩镇节帅的"二元"制衡机制.这种机制维系了唐中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随着这种机制的瓦解,唐王朝的统治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

从藩镇军额、散见诸文献中各府州实际户与口数及相关材料、本区经济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对河北藩镇时期的人口进行考察,可知藩镇时期的实际民户未必大减于天宝盛时。由于唐后期户籍自身的重要性减弱,藩镇向中央申报的户籍并非实际征税的户籍,藩镇隐匿户口尤甚等方面的原因,实有民户不能在户籍上反映出来。     

简论唐朝后期兵变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日益衰败。其原因不仅由于藩镇林立割据，更重要的是兵变迭起。唐朝后期兵变对于继盾之后的五代十国和赵宋王朝的政治结构，影响很大。本文仅就唐末兵变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唐末兵变频繁唐朝的同势在玄宗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即史书所称的“开元盛世。”但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唐的统沿基础，使唐王朝开始衰败．在唐朝后期的150多年的政治局势中，落镇林立和藩镇割据是其突出待点。有论“天下尽裂于藩镇。”其实，也不尽然。藩镇内部后期也动荡不安。频繁兵变即是一大特色。据《资治通鉴…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

唐玄宗一代繁荣的社会局面的形成,当然与抚蕃和边疆军队抗敌的功绩相联系。然而物极必反,虽盛犹衰,各藩镇军队内个人势力膨胀的军功地主分子热望扩大自已的权益,顽固维护其特权的部分少数族贵族一再掀起反汉化的逆流,其表现是藩镇势力与日俱增,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出人意料地摆在一向自负老谋深算的唐玄宗面前。论者或谓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但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或谓“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发动战争。……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或谓“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惏,累民生之涂炭”。似乎玄宗本人对藩镇势力毫无警惕,对叛乱未作任何防范措施,这似欠公允.尤其诸论皆引旧史陈说,甚至以白居易的风情长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据,以传统的昏君奸相之说,误解了唐廷与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本文仅就玄宗的削藩措施,探讨在表面上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的历史事件掩蔽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日本江户幕府初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初期是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幕府在完备统治全国的体制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秩序。幕府首先通过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由此掌握了贸易独占权,之后又通过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善交通运输机构这一系列政策,为幕藩制下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7世纪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市场、由幕府支配全国商品流通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     

论唐廷对幽州宗教事务的介入

唐中央政府介入幽州宗教事务是唐廷羟营河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延对幽州地区,在释、道两方面都作了努力,某些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但在某些方面对宗教事务的干预程度又十分有限.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割据,朝廷仍然通过佛教维持与幽州地区的联系.唐廷对幽州宗教事务的介入跟它与幽州地方的关系、东北族群关系,及东北亚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唐廷推广道教失利,而参与佛教事务却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