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宋代文人与戏剧关系略论

宋代文人与戏剧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在戏剧创作、戏剧评论、戏剧研究方面都有表现。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戏剧的创作,欧阳修、宋祁、苏轼等人都写作过乐语。文人的戏剧批评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历史角度的批评,二是论诗论画时借剧为喻,三是以剧为主体,发表评论。北宋晚期开始,有关戏剧的著作陆续出现,可分为源流考镜、全景描述、剧目记录三个系列。戏剧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生如戏”的生活态度上。宋代文人与戏剧开始产生密切的关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朝廷官员被贬谪、流放是其政治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的常事。但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因素的影响,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都比较稳定、平和,不走极端,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的心态和生活。     

青词文体与宋代文人心态

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常用文体,宋人别集中多见,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宋代文人青词具有诚心忏过特质,我们可以此观照其中体现出的种种宋代文人心态,如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自慰心态;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等。宋代文人创作的某些青词还流露出作者心态的转折变化,反映出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和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关注。研究文人青词有助于洞察古代文人的深层心理活动,把握其微妙心态。     

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

宋代有诸多文人从事治生和商业活动。成名文人或踏入仕途的文人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 ,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润主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 ,已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特点 ;下层文人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 ,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 ,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 ,去职或遭罢官的文人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宋代文人的艺术化交游——以花为媒介

宋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具有艺术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雅而不俗的礼物往来,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和具有文化气息的活动内容。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内涵,宋代文人交游的艺术化、审美化借助花传达得最为充分。因此花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事往来、情感呈现乃至具体的交际活动中,都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论宋代文人词学观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宋代文人词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曲子词的发展相适应的。但由于词史发展的特殊性,宋人的词学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如诗化与词化、典雅与俗艳、抒情与言志、自然与雕琢等一些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力量的彼此消长中,宋代文人的词学观才走向成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词从近乎缠令的游戏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抒情言志的“美文”。     

“一枝藤杖平生事”——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蕴涵

在宋代文人的笔下,杖是一个经常被言及的对象。宋人笔下之杖名目繁多,而杖的材质、拿法、使用时所搭配的“行头”、使用环境、所做之事又有一定的类型偏向性。在宋人有关杖的描写中,寓含、附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审美心理信息。由“杖文学”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人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创作风尚的发展走势,看到其中所发生的选择性继承,由此也可让我们由小及大地看到文学史发展演变的相关作用因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的杖,也储存着一部文学史,一部审美观念史,一部人生哲学史。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

苏轼一生酷爱怪石 ,包括美石和丑石。对于他来说 ,怪石既是陶冶人格情操的“比德”的对象 ,也是归隐故乡和退避山林的虚拟替代物 ,甚至是人生虚幻不实的见证。苏轼嗜好怪石的兴味与其特有的辩证思维有关 ,“丑好相形”、“反常合道”、“大小相形”、“真妄不二”、“妙观逸想”等观念使他比常人能更多地发现怪石之美。苏轼的嗜石兴味中包含了宋代文人一些共同的审美观念 ,如孤高忌俗的精神追求 ,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 ,尚健好古的审美趣味 ,心存目想的观照方式等等。     

论宋代诗歌阐释的学问化特色

宋人对诗歌的阐释,强调以创作主体的学问修养为基础.他们或注重对词语典故加以考释,或注重从诗史的角度进行解读,或注重对诗歌所蕴涵之理加以阐发,从不同的角度使宋代的诗歌阐释表现出鲜明的学问化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在重视学问的诗学观念的影响下对诗歌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必然结果.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齐梁崇佛文人游写佛寺之诗歌

本文认为,齐梁文人的崇佛诗歌创作中的游写佛寺诗歌最具文学性与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客体之景之物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使诗作别具情趣。并且,齐梁崇佛文人把对佛寺客体之景之物的描绘与咏叹同宣扬佛教义理有机结合于一体,使人们在对整体景物欣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佛教义理的陶冶。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宋代道教与劝善习俗

为了实现得道的终极目标,道教为想成仙之人的宗教实践内置了一个道德原则,即在修道过程中必须去恶为善。两宋时期,道教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主要借助了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那些关于具有监察善恶及惩恶扬善功能的道教神灵的道教经文劝善;二是造作专门的劝善书并使之行于世。在宋代的劝善之风中,道教成为一些善行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同时使得一些善念、善行被赋予了强烈的功利化色彩。     

论宋代文人与宋词品格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 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 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后者 着手，对宋人从俗的原因、表现及结果作具体分析。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     

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

唐宋两代被贬谪到海南的文人众多,唐宋两代贬官在海南创作的诗词,李德裕与卢多逊为代表人物,两人的诗词反映出唐宋两代贬谪文人不同的谪居心态.相比较而言,唐代的贬谪文人在诗歌中体现的感性成分较多,情绪多悲观、凄怆、愤激;而宋代文人在诗文中则表现出了较为豁达、平和、超脱的心态.唐宋文人的这种心态差异不仅是个人性格、学养、处事方式的差异,也与时代文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