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幸福:人生财富与社会责任

儿童幸福感主要体现于对生活的满意度及积极与消极感受方面。当今儿童总体上对生活的满意度比较高,其中家庭满意度最高,自我满意度较低,对学习满意度最低;在生活感受中,积极感受占主导,同时存在一定比例的消极感受。在影响儿童幸福感的因素中,人口学方面表现显著的是城乡、户籍、是否独生子女及学校级别等;社会学因素中"健康、家庭和学校"三个领域都有显著体现。     

公立学校的公共性问题

公立学校具有公共性。但近现代公立学校制度本身也暗藏着导致学校非公共化的离心力量,这些力量动摇了人们对公校公共性的认同。而新中国公立学校的公共性问题比西方尤其突出:它处于褊狭的公与私的二元对立之中,并没有能够包容“私”;它注重形式上的“公”(公有、国办、共管等),忽视实质意义上的“公”(公平、多元、共享)。改革开放削弱了极左政治对公立学校的控制。然而,危及公立学校公共性的教育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依然存在。学校目标的繁杂和寻租行为的泛滥进一步加剧了公立学校的认同危机,致使其道德基础受到严峻挑战。对公立学校的行政管制有再次被强化的趋势。而在我们看来,导致公立学校公共性变异的关键变量,还是它们所处的非竞争性的制度环境。     

阻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发展性的阻碍分析 家庭是儿童教育的第一课堂,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力有极大的影响.尽管多数流动人口举家迁徙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给子女提供更好的物质和资源条件,然而鉴于流动儿童家庭本身存在一些特性问题,如父母文化程度偏低、家庭人口多、体力劳动率高等情况,他们难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资源,从而使流动儿童对城市社会产生不适应现象,主要家庭因素如下.     

社会资本与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研究

通过对浙江省新昌县双彩乡的调研,本文考察了现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频发的原因。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偏差行为的性质和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两类儿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而非单纯由留守本身造成。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得到的社会支持少,受到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监管弱,因此更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影响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的制度因素及对策

从户籍制、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政策及入学收费等方面论述当前影响我国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的制度性因素。提出流动儿童少年教育应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 ,以“儿童至上”为教育原则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 ,改革传统路径依赖 ,大胆进行教育制度的创新 ,体现社会公正。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现状分析及其对策探讨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是近些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各种原因,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通常面临着入学门槛高,转学及辍学率高,以及在城市公立学校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等问题.针对以上现状,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了相关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要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管理,各级政府要各负其责,共同协商承担起城市义务教育的财经责任,以及积极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共同协作的机制,对城市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等对策.     

发展视角下大庆市流动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完善研究

在我国福利政策和福利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对大庆市流动儿童福利服务现状的认识,并在分析影响大庆市流动儿童福利服务水平提高的诸多因素基础上,从满足流动儿童发展性福利服务需求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构建以居住证统筹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构建流动儿童微观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服务体系;以职业化、可持续性为目标,构建非户籍流动儿童福利服务实施体系;确定按服务对象为核心分配资源,构建非户籍流动儿童福利资源的分配体系等完善大庆市流动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生存状态及工作满意度分析

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是特殊的教师群体,他们工作付出多、工资回报少、社会地位低。基于对北京市17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调查发现,教师总体的工作满意度评价低,流动意愿强。性别、年龄、学历、专业等教师个体因素和学校是否批准等学校因素都对教师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为保障和提高流动儿童所受教育质量,应在全面提高教师进入打工子弟学校"门槛"的同时给予同等的教师待遇,政府应将现有资源更加有效地利用到学生和教师身上。     

人工智能职业替代与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增强，而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的变化会影响微观个体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将Frey&Osborne(2017)计算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概率的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匹配，考察个体职业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概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户主职业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时，家庭更倾向于不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并且保持更高的储蓄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户主为男性、低教育、年轻组以及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即落入社会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是职业替代率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可能途径，职业可替代性更强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脆弱性、更少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具有更保守的投资偏好，降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本文首次提供了人工智能职业替代对家庭金融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证据，对我国在新技术冲击下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弱势家庭如何多出贤才?——基于“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与思考

教育是弱势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弱势家庭对教育作用的怀疑导致其教育期望偏低,这无疑将抑制其子代的代际流动。通过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也越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对子代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弱势群体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更显著。对此,可从提高资源可触及性、增强资源可信任性、鼓励个人和家庭用开放包容的思维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三个方面提高弱势家庭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家庭因素对西南已婚女性流动范围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西南四省市的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西南四省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按其流动范围分为三种类型,运用多项logit（Multinomial logit）回归模型,探究了家庭因素对其流动范围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已婚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自身文化程度、配偶所在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等变量对其流动范围选择都有显著影响,并就此结果倡导加强西南地区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力素质;加大对外出务工家庭的人文关怀,减轻已婚女性的家庭负担;提供更完善的保障性措施,平稳推动城镇化进程。     

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外关于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进行综述。本文认为我国学者在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中存在着忽视民族、户籍、时代类型等因素的问题,今后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职业流动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只有这样,实证分析的结果才能为我国的职业流动提供科学的指导。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户籍婚配模式研究

有关婚配模式的理论认为,影响人们择偶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婚配双方所拥有的资源量、人们在婚姻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否有利于后代的繁殖以及诸多先赋因素（如地域、种族）等。文章认为,尽管人们在地域上的远近程度制约着人们择偶的范围,但是这种限制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会逐渐减小。文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配偶之间的户籍配对存在高度相关,但这种相关性由于人们初婚时间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初婚时间的推移,配偶双方中都是本地户籍的概率在迅速减小,而配偶双方是异地户籍的概率在明显增加。在当今社会,户籍因素对人们择偶的限制在逐渐减小。     

城乡户籍制度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研究

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表现，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阻碍。户籍制度作为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公共产品配置的重要工具，必定会对城乡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及结果产生影响。户籍制度主要通过收入水平、资源稀释、文化资本、身份认同等途径对城乡教育产出的均等性产生作用。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追访数据，实证研究学生户籍类型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结果发现：城乡户籍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成绩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城镇户籍对英语成绩有极为突出的正向影响；通过分别控制县级、学校和班级的固定效应，发现户籍制度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县级层面，在学校和班级层面并不明显；通过考察户籍类型与家庭层面影响因素的交互项，发现无论是在县级还是在学校和班级层面，兄弟姊妹的资源稀释作用和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效应都存在较为显著的城乡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缩减城乡教育差距、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更重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影响

消费文化对于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手机依赖和面子消费动机研究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可以发现,总体上家庭经济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对大学生的消费文化有更显著、直接的影响;但是在面子消费的问题上,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超过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自独立的影响。此外,城乡分化的制度因素以及对家庭背景在大学生成长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社会分层以及社会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

儿童健康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主要负责儿童的照料工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照料儿童的能力可能越强,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就越好。从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收入、行为选择等方面分析女性(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教育不仅能够增加女性的资本存量,增强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地位与自由选择的权力,还有助于提高女性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从而对儿童健康产生积极作用。     

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

家庭结构的维系和变动受到三种行为的影响:一是分家、分爨行为,一是生育行为(生子数量),一是迁移流动行为.无论传统时代,还是当代社会,分家、分爨是家庭结构变动的核心推动力量.分家、分爨这一行为又受到家庭制度、经济、社会和人口四类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对家庭的"分"、"合"作用有所不同.在中国则有三个重要不同时期:一是传统私有制时期,家长控制家庭经济,家庭成员以家庭就业为主,分家受到抑制;二是集体经济时期,土地成为集体财产,家长权力缩小,分家变得相对容易;三是集体经济解体后的当代,家庭成员的非农流动成为趋向,子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大于亲代,分家成为子代所主导的行为.     

感知的不公平如何影响群体事件参与——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研究个体参与群体事件的影响因素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个体是否遭遇不公对待的经历来表征感知到的不公平,结合个体身边发生的抗议或反抗性群体性事件,从经验上估计了感知的不公平对参与群体事件的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曾遭遇不公对待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群体性事件。即便考虑不同参与程度,并控制一系列潜在影响因素,上述结果也稳健可靠。还发现,个体的户籍、与群体事件的利害关系、对他人体制外维权的态度、群体事件针对的是否是国家,都会显著影响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并且遭遇不公对待的经历对个体参与群体事件概率的影响程度因人而异,对社会中层、下层、低学历、农村户籍等人口群体影响更大。上述结果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社会学干预方法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入中的应用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使城市中流动儿童的数量显著增加,居住呈长期化趋势,社会融入成为流动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学界目前对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研究存在着"行动的困境",图海纳学派的社会学干预方法为研究者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启示。社会学干预方法的问题指向、对于行动者和主体性的彰显、对于知识生产和改造社会的追求,以及方法实践技术本身在"互动"和"去环境化与系统整合"方面所独具的优势,使其具有了应用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研究的坚实基础和先天优势。将社会学干预方法应用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的生产,还在于该方法可以为流动儿童个体赋权,培育其公民意识,锻造公民社会。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