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四大转变

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出发,探讨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四大转变,即从压抑个性的组织人到张扬个性的集体人的转变;从利益忽略不计的无私人到有正当利益要求的贡献人的转变;从灌输教育的客体人到自我教育的主体人的转变;从意识形态的政治人到全面发展的生活人的转变.     

从法与利益的角度驳"调整论"之"调整"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指出:"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①因为法律的功能不仅及于整个社会,而且还由社会及于自然.对此,庞德亦认为,法律不仅是"社会工程"的工具,而且也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是维护社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一种高度的专门形式.法律通过调和社会各种利益的冲突,进而保证社会利益得以实现.②法律通过设定权利与义务的行为模式来规制人们的行为,这其实是对人们追逐利益行为的控制或支持.我们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即指:法律是利益调节手段,其对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利益分配予以协调和安排.所谓利益,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产生并展现出来的,通过实践活动而满足主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客观因素.利益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按照规则的生活和交往,可以节约社会成缮本,有利于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法中所蕴涵的社会公共权力能够及时清理利益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障碍,使立法者所期待的利益得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利益与法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利益关系类型的根本转型决定了法的历史类型更替.③     

论"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辩证协调

"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都是客观存在,二者具有不同特征,不能混同."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有两个层面;人民政权建立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解决了,但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还存在着.当前我国"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深层障碍,是一些人的"个人私利"夹带在"政府利益"之中侵占"公众利益".过滤和清除官员在利益问题上的体制性夹带,是当前"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基本防线.     

扩大基础与整合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破了对党的性质的传统理解,突破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阶级标准,代之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标准,这就使得党的群众基础得到最大的扩展,从而为党获得了更广泛、更先进、更坚定的群众基础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多元利益格局下利益整合的法宝,它不仅成为解决好利益整合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且必将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整合利益的关键是解决好城乡统筹发展.     

孙中山"振兴中华"口号的伦理价值--兼论其对"黄祸论"的批驳

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奋斗目标.随着时势的推移,尤其是孙中山本人思想的发展,"振兴中华"的内涵也日渐丰富和完善.孙中山在许多场合和从不同侧面,对"振兴中华"进行了论述,成为其经济纲领最高的伦理目标.     

论"经济人"行为的制度建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客观存在的利己与损人心理及行为,是"经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个特征,必须设计和构建严格的制度,既充分反映"经济人"利己属性的基本要求,又充分考虑"经济人"容易出现的损人心理和行为,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到激励和保护,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得到抑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们的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     

股权与董事经营权冲突之下的上市公司章程的规范——以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的最新动向为视角

随着股东与董事争夺公司决策权之纷争的不断扩展,股东将倾向于采取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这一更为积极的事前措施来介入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而上市公司的章程也由此成为两者激烈交锋的战场。我国公司章程自治理念的确立赋予了公司内部参与者对于公司更大程度的控制权,然而,基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倾向,对于股东如何介入董事的经营权,我国尚缺乏相应的规范体系,从而无法将上市公司的章程自治纳入到实现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目标体系当中。为此,首先需要肯定股东有权以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方式来约束董事会的经营权;其次,还有必要设定股权介入董事经营权的边界,从而有效地分配公司的决策权。对此,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在这一方面所初步形成的规范框架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制度参照。     

从"经济人"假设到"政府失灵"——评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

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征,使得政府做出的决策更有利于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对此,应采取宪政改革、在政府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等对策加以纠正.不过,"政府失灵"理论是以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特定的政治行政体制及过程为背景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认识这一点是正确评价和借鉴其理论价值的前提.     

公司收购中实际控制人、股东利益冲突研究

收购对股东来说意味着丰厚的股票溢价,而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失去公司管理权,因此,大股东往往极力反对收购,而普通股民往往希望促成收购.如何协调这一利益冲突是公司治理的难题.各国立法一般将收购防御措施分为前期防御策略和后期防御策略,分别加以规制.我国收购立法只有后期策略规制,这就等于实际控制人可以利用公司的投票结构,在公司章程中排斥收购--"占山为王".这样少数实际控制人就有可能限制了多数股东的权利.文章解构利用章程反收购的方法对公司、股东、董事利益的影响,从而为理解优化治理、提高公司管理和资源利用效率提供一些意见.     

发展"同"、包容"异":我国政党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原则策略

在当前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利益要求的差异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在各民主党派社会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样充分运用求同存异的原则策略,发展"同",包容"异",保持和促进我国政党关系的和谐发展,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要善于在坚持和改善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领导的过程中发展"同",善于在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实现职能的过程中发展"同",善于在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原则的过程中发展"同".要正确认识民主党派性质中的"异",正确对待民主党派意见中的"异",正确对待党外干部个性中的"异".     

"债转股"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正确含义

本文分析了我国"债转股"所要实现的双层次日标以及此目标对国有银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含义,并且提出了顺利实现"债转股"目标应遵循的若干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中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自助能力的基本法律.该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章程的"虚化"、利益联结、成员的准入标准、盈余的分配以及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等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论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

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最高自治规范,具有自治性特征.它规定了公司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运作程式.我国<公司法>突出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公司参与者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法规范进行填补和修正,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对公司事务作出自主和合适的安排.本文尝试通过对公司章程自治含义的分析,研究章程自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即基本边界、价值边界和规则边界.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股东出资瑕疵的表现形式及认定

出资瑕疵是指出资人或股东进行的不符合法律、章程或出资人协议约定的货币或非货币出资,包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延迟出资、未足额出资和不适当履行出资等表现形式。出资既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又是股东依章程而产生的约定义务,股东出资构成公司资本的最初来源,而出资瑕疵会使公司失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正确认定股东出资瑕疵及其表现形式,对于维护公司本身、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法律规制公司治理的正当性问题

公司治理是公司与股东、经营者、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契约、文化的制度性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公司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矫正或弥补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威胁,使公司本身的自由与保障公司关系人的利益之间协调发展。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基于权力制衡、公法私法化、减少组织成本,促进长期交易、弥补市场不足、调整利益冲突,促进经济主体之间合作等方面的需要,法律有介入公司治理的必要。但法律在介入公司治理时必须为公司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发挥合同、章程、市场、文化等非正式性制度的作用,以弥补法律的局限,使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作。     

"民本"与"人本"论析

"民惟邦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以人为本"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理念;"民本"思想强调的主要是决定国家政权生死存亡,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群体性的民;而"人本"理念尊重的主要是作为普遍意义上个体性的人的价值、利益、权利、尊严等.深入辨析"民本"思想与"人本"精神的异同,是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     

从美国"排华法案"看集团利益在国家利益构建中的作用

国家利益并非给定的常数,从国际层面看,特定国际组织、国家间互动以及国际社会的文化环境对国家利益建构作用明显;从国内层面看,某些国家利益源自国内政治活动。"排华法案"作为美国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其实质则是加州工会组织、美国工会联盟以及移民局等特定集团的利益。该案例说明:国家利益可能是集团利益互动的结果,在国家利益的建构过程中,可以将特定的集团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     

关于不动产"一物数卖"的法律经济学思考

在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仅仅从传统的交易习惯和理念来看待一物数卖行为并解决数卖行为中各方利益问题是片面且无效的.不动产"一物数卖"的产生是经济规律与法律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存在合理与否?买卖各方的利益问题如何解决?经济规律与法律规则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不动产"一物数卖"现象的成因入手,可以分别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挖掘其本质,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