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东坡黄州词的创新及原因分析

苏东坡对词的最大贡献公认是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和社会功能,提升了词的品位,指出了词的向上一路,使之与诗相媲美,成为传统文学上的双璧。他对词的创新在贬居黄州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认为是豪放词的代表之作。通过对他在黄州时期的生活状况、生活环境、思想情感及创作特色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是黄州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人文环境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条件和创作思路,是苏词创新的推动力。     

尊体大潮中的"小道""逆流"——略论王闿运词学"小道"观

在“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的清代词坛,王闿运既非词坛大家,亦无心以“词坛大家”为目标,只是以学人身份适性为词。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了词为“小道”的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小道”观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涵：早年以经世致用为己任,认为作词是“大雅不为”：中年以后方认识到词之妙处在于“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其体擅言诗之所不能言之情志。他所倡之“小道可观”正是在坚持诗词体性殊分的基础上对词的缘情本色认知．反对片面崇比兴寄托以至“锤幽凿险”的词坛风气,坚持自然溢露之真情才能使词臻于“不可言说”的“上上”境界。     

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谢章铤的性情说

谢章铤的词学评论，一向不被重视，这是有欠公允的。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其论述之广博，卷幅之浩繁，历代词话罕有其匹。谢章铤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浙西派、常州派的词学论述，吸收了它们的合理成份，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性情说的独立见解。他认为“性情”是作词之“根柢”。他的性情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对词的创作与研究均有指导意义。     

论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及其成因

词在平安时代早期就已经东传至日本,但当时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之作并不具备词体意识,仅仅是仿作填词的文字游戏.日本词律学肇始于平安朝中期,历经草创期、发展期、确立期、分化期等发展阶段,对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乐曲歌体、词体格式、词谱著作到词律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日本词律学既依托于中国词律学,又融合其民族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历程,从词律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词律学,对词律学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谭献《复堂词序》再读解——从程千帆先生的读解说起

程千帆先生《〈复堂词序〉试释》一文认为谭献截取周邦彦和辛弃疾三首词中的四句，是希望填词者领会“透过一层”的表现方法，并对这种表现方法的机制和特点作了细致分析。程先生所论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比如在词学史上谁先关注到这种表现方法及这种表现方法的复杂性等。程先生认为谭献此序与“比兴”无关，又认为谭献批评项鸿祚“知二五而未知十”是因为项氏对词的价值和技巧不够重视，其观点尚可商榷。其实《复堂词序》希望填词者“消息”的周、辛词句和对项鸿祚“知二五而未知十”的批评，都体现着谭献“比兴柔厚“”忠爱缠绵”的论词宗旨。     

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上篇)

对词体文学的整理、评论、传播和研讨工作,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完成了从传统“国学”衍化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文艺学分支学科的根本转变,发展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词学学术史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001-1930年,为词学转型的酝酿期;二是1931-1949年,为现代词学的成熟期。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对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

司空图首先提出“豪放”这一审美范畴并用于诗歌批评。随着苏轼的进入词坛,“豪放”一语被引入词学批评领域。它初指词的形式“不入律吕”,但其内涵迅速扩大至包括词的内容逸出传统范围,表达豪壮之情,阔大之景,词人的性情具有“豪放”的特征,等等。明代张（?）将“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典型风格提出,这在对词体的认识上迈出了一大步;清代的词学家们从词调的要求、词的内容及词人的素质等方面论证了“豪放”作为一种词学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并进而探讨了“豪放”词风的艺术内蕴。     

善言感伤——浅谈《淮海词》赢得盛誉的重要原因

秦观词赢得历代词评家们的盛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善于塑造和表现凄怨、感伤之美的特色。这种特色使秦词更吻合于词体独具的善言凄怨、感伤的美学特征，亦使秦词在总体风貌上，比其他词家显得更加“本色”和“当行”。秦词在注重词体自身独特个性的前提下，对词境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使之更加意味深长和含蓄隽永，其成功是不应该被轻视的     

简析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的翻译再现

单一语言的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关系十分复杂,双语转换的翻译的内容和形式再现就尤为复杂。译界普遍提倡、争取却又难以实现的上乘之译,当然是从思想内容到风格形式的全面严格对等。而在翻译实践中最为多见的实际翻译效果．则是思想内容忠实而风格形式有异,它们仍算是不错的译作。还有第三种情况有时难以避免,但还是应当尽量克服,那就是形式风格相近而内容意义相差。     

哲学视域中的叶嘉莹词学

本文从哲学的视角对叶嘉莹词学思想中“弱德之美”、“词学困惑”与“双性特征”、“苏词之幽咽怨断”三个论题作出分析 ,试图指出这些论题不仅是词学所面对的问题 ,而且是关涉到哲学所面对的人生意义问题。从而看到叶嘉莹词学中包孕着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切关怀 ,超越了具体学科的限制。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南唐词抒情模式的位移

在词从唐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南唐词可谓词运转折的一个关捩.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抒情模式的位移,这主要表现为:抒情主体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换,词的主观抒情性特征的突显,抒情的对象化特征的凸现,以及张弛有度的整体性章法结撰排比等.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李煜父子及冯延已等人对于词这一新的抒情体式的自觉创新,得益于南唐词人对于意象以及词句章的独特理解和运用.     

多维视角下七宝楼台的重构——论叶嘉莹先生梦窗词的研究成就

在宋词研究的历史上,“七宝楼台”几乎成为梦窗词的专用名词,而梦窗词的表面华丽与实际上的混杂零乱也几乎成为词家的共识。叶嘉莹先生是词学史上系统科学地研究梦窗词的第一人。她突破传统局囿,自辟蹊径,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坎坷多舛的人生阅历,女性敏锐细腻的观察力,融会贯通的东西方文化学术背景,以及过人的聪颖才智,在多维视角下对梦窗词进行了重新审视,匠心独具地对梦窗词的七宝楼台进行了重构,一洗梦窗词七百多年来所蒙受的不实批评,还其一座熠熠生辉的七宝楼台的真实面目。     

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

都市风情词是柳词的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其中的某些歌功颂德的内容,这类作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冷遇。实际上,这类作品所歌颂的,不仅仅是某个皇帝或某个地方大员的功德,同时也是一个承平而富庶的时代。其所歌之功与所颂之德是有历史依据和认识价值的。这类作品对北宋东京等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与节令风物的描写,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内容。     

王士祯研究述论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三百年来 ,王士祯研究的范式不断变化 ,研究也不断趋于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王士祯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对王士祯的审视也趋于全面与客观。总起来看 ,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开始从追根溯源和整体的宏观角度探讨“神韵”说的渊源、内涵及其得失情况 ;开始关注其诗学理论与诗作、词学理论与词作的关系 ;对于王士祯与赵执信在诗学观上的分歧及其关系的考辨成为关注的重点 ;研究范式上突破了前此相对单一板滞的局面 ,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 ,体现了一种当代性特征 ,显示出王士祯研究的发展与成熟     

关于金代大定、明昌词风的文化考察

大定、明昌时代,金代社会进入承平时期,其词坛创作主体是吮吸着金朝本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国朝文派"词家,其词风特征是:审美风格上豪放与婉媚并重;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词体特征上典雅与浅俗共存。这主要源于此时期多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首先,世、章二帝偃武修文,推行汉文化与保持女真旧俗两相并行的文化政策;其次,受世、章二帝的创作风尚与喜好的影响;再次,北方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女真民族质实、勇武等民族心性对词文学雄健亢爽、率直俚俗风格的影响;第四,在词体发展上,"苏学行于北"以及北宋绮丽艳冶之词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