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

本期在孙中山的研究方面刊登了彭树智教授的《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一文,此文与上期发表的张岂之教授的《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虽然探讨的角度不同,但人们不难从中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本文是作者近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的一章,主要研究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亚洲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作者从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宏观史学角度,考察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征,比较了它同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它对苏加诺主义的影响,认为它以“革命民主型”的风貌而置身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之林。孙中山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革命民主型”的风貌,在于孙中山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的“与时俱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于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同时,也在于他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的“大亚洲主义”就是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对“西欧中心”和“世界主义”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观,与整个民族主义融为一体,超过了同时代亚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水平。     

孙中山和苏俄的早期接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以其一生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到晚年终于主张“以俄为师”,下决心“联俄联共”,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积40年革命斗争所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苏维埃俄国的工农政府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对孙中山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果,也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整个世界潮流给中国革命所展现的一条必由之路。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传统民本主义

民本思想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孙中山对民本思想的继承是他站在近代民主主义高度对其进行反思的结果.从民权思想立论的前提、民众和民权的内涵、民众在民权斗争中的地位、保障民权的手段等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传统民本论的科学扬弃这一特点.这种扬弃既丰富了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本身,又缩短了民本思想同近代民主思想之间的巨大历史差距.     

孙中山和国共合作——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了,“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宰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的现代历史一再证明,国共合作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孙中山能够“适乎”这个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我们今天深切纪念他的原因。如果国共再次合作,从而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将是今天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     

鲁国社会与孔子学说互动研究

周公在周初有杰出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其封国不仅是诸侯“班长”,而且也是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样板。至‘呀乙坏乐崩”的春秋时期,鲁国仍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再加上具备春秋社会的复杂特点,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自幼“学而不厌’的孔子既‘好学”,又自觉担当拯救社会时弊的使命。由‘好学’到‘博学’;由‘（博学”到‘嗨人’,孔子为早期儒学奠定规模。而孔子学说与鲁国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互动”来概括：一方面鲁国社会滋养、检验了孔子学说,成为直接源头;另一方面孔子学说巩固了鲁国‘呀L仪之邦”的地位,赋予其代表中国精英文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符号,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重构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著名的京派文艺批评家，他对于胡适曾经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作出反思，认为“五四”是启蒙而非“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从语言层面体验作家生命情感的文艺批评方法，并积极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完人”人格和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以此来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     

五四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五四文学中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说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现代主义是世纪末特定时代情绪下的产物，那么五四运动到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世纪初时期：一个历史与现状与未来的断裂时期、理想与现实的断裂时期，必然性与可能性的断裂时期。在“东方从属西方”的文化撞击中，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文化、观念、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后的失落，形成一种整个民族文化落后的危机意识，正如鲁迅所说：“许多人所拍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中挤出．”中国人正处…     

对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的质疑——评温元凯、余明阳《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的改造》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的作用”的质疑 1987年《创造与人才》第一期刊登了温元凯、余明阳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的改造》(以下简称《改造》)一文,并作了提要介绍。该文的第一部分,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的作用”归结为:“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面临严峻的局势:传统文化‘潜结构’的全方位制约。”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一)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面临的矛盾不是传统文化‘潜结构”的全方位制约,而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求不相适应。因为:     

牟宗三的“道德优先于知识”说

牟宗三指出:他以中国传统宣说,“德性优先于知识。存在主义者所宣说的‘存在先于本质,(思想上或知识上划类的本质)是一可取的副题。‘我意故我在’比‘我思故我在’‘为更根本,更具体”。(《现象与物自身》第22页)“道德优先于知识”是牟宗三思想体系的重要命题,也可以说是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一条引线。由此而引发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引发出他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想。因此,深入地分析他的这一命题,对于我们认识牟宗三的思想脉络,大有助益。     

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孙中山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拓展其思想并助于他的实践活动，其思想中既有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点，也有以传统文化建构其思想体系的特征。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的三维结构体现在能够从“因袭”传统文化与“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获”，积极主张对传统文化保存好的和放弃不好的；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仍要学习外国长处的层面。这样的文化观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对后人有启示作用。     

孙中山早期经济思想述论

孙中山早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是“以农为经”，全面发展中国的农业，并指明了改良农业的切实方案；其次是。以商为纬”，谋国家之富强，体现出与传统“重本抑末”观的显著不同；再次是民生主义，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同时对劳苦大众给予了深厚的同情．孙中山早期经济思想的文化渊源，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包括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有关学说．他对待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都是采取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排斥或承袭．     

胡适书评思想浅述

<正> 胡适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留学于美国,成了一名西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因而在胡适的学术思想中既有否定中国传统思想、宣传西方文明的一面,也有维护、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注意到胡适学术思想中的这种多元因素,对研究胡适及其书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据统计,胡适撰写的书评达一百多种,涉及面很广。对他的书评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文质兼胜,读来有味,大有别于一般的‘内容提要’式的图书介绍”也有人说什么胡适的地位升高了,找他写序言的人也就多了,所以他写的序,有的是“言之有物”,“但有些序是慕名而来,他亦作为应酬,发出‘无病之吟呻’”。对胡适书评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我认为尚不能客观地反映胡适书评思想的全貌。     

王阳明的心学与美学合论

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是实践道德论，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的学说；他从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伦理学的道德论出发，建立起了包括本体论、修养论、事功论、知行论、人性论，乃至文化的人格美学思想的统一体系。‘心学’是以‘心’为基本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此学肇端于三王（尧、舜、禹）‘十六字心传’；接受孟子及禅学的影响；大兴于宋、明；以宋·陆象山、明·王阳明为其代表。王阳明‘心学’的特色是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以心为一身之主宰：“众理众德皆摄归于心；做人、立身、处事的工夫，当求诸心。”所以他说：“圣人之学，…     

捧出“一颗心”感悟“真教育”——学习陶行知师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札记

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诞辰95周年的大会上说：“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热情赞扬他“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造就人才，作出了永远值得后世纪念的贡献。”陶行知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汤一介《中国文华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是钱穆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该文的“前言”中钱先生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又说：“我深信中国...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中国历史上的人权意识和人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倡导“民本”和“仁政”思想，强调平等与和平。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缺乏作为法律权利主体的个人和集团，缺乏对人权概念的现实要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权健康发展的意识和思想，如“和谐”观念、“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人权思想，应该加以坚持。同时，从发展人权的角度看，应从平衡权利和义务、弘扬法治精神和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反思”

“反思”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特别是大、小逻辑学中被大量使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开展了一些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搞清。译作中文“反思”的德文原文有Reflexion和Nachdenken两个词,后者有时也译作“后思”。张世英先生在《黑格尔论“反思”》(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一书,1981年版。下引此文均见该书)一文中认为,“反思”和“后思”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指“知性思维”,后者指“思辨的思维”。但又指出:“不过,黑格尔所谓‘反思’与‘后思’的含义或用法并不这么简单。”在有些地方,“后思”显然并不就是“思辨的思维”,而在《哲学全书》第二节中,“大概是由于重在说明哲学上的思想和一般意义下的思想的区别,就没有把‘后思’和‘反思’再作区分,而是将两个词混用,认为‘后思(nachdenken),亦即反思(das reflectirendeDenken)’。”我以为,要搞清黑格尔“反思”概念的真正含义,不能从分析这两个词的字面上的差别入手,而是要分清被黑格尔当作逻辑范畴的“反思”与传统的即当作认识论范畴的“反思”的区别。     

孙中山的文明观

孙中山早年游学欧美,于中学亦颇有心得,从而形成独特的文明观。孙中山的进化思想体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循环并进的。这是他文明观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对物质文明和心性(精神)文明的区分。这种文明的二分法往往与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现实道德水准、政治情形也落后于欧美文明国家。孙中山将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的错误,为了再造中华文明,就必须打破这一成说,建立“知难行易”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再造中华文明的总方针,在具体方法上,则不外乎恢复旧有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长处两条途径。     

传统原罪心态下的西学乌托邦之梦──论五四时期钱玄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钱玄同是一个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极力推崇西方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他抱着传统原罪心态，在功利主义、经世致用的目的下，要铲除“东方化”，以为“‘东方化’终于是毒药”①，主张“欧化”、“世界化”。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潮，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文化激进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玄同，其心态、理论和实践，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