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诗文集的删定与清代文字狱——碑刻所见王士禛集外诗的史料印证

今陕西汉中市勉县武侯祠保存的《阮亭题诗碑》题有王士禛《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传世王士禛诗文集都未收录.此诗系王士禛于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一日谒沔县诸葛武侯祠时所作,晚年感觉到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故删去,未收入其诗集,《熙朝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印证.通过《日下旧闻考》删诗和《列朝诗集》被禁毁两例事件,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被删的原因.结合诗歌押韵和格律形式,可以断定其首句当以《阮亭题诗碑》所录为是,《熙朝新语》卷二所栽“青”字当作“侵”.     

海瑞的革新思想

海瑞出身于破落的小官吏之家,处于明王朝由盛转衰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海瑞一生坎坷不平,仕宦生涯沉浮曲折,形成了他的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新思想。1严厉抨击弊政,提出平等思想。海瑞对当时弊政的抨击是十分严厉的。首先,他不顾杀身灭族之祸,直言敢谏,于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上《治安疏》。指责嘉靖皇帝“君道不正”“一     

《大学》之道与《中庸》之教

本文从教育的现状出发,笔者欲以《大学》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三句教的先贤圣哲之言为契入点,结合笔者多年对生命教育的实践与思考,提出教育的起点是人性向善,教育的终点是止于至善,教育的路径则是择善固执.教育必须回归生命,植根于性情.性情教育则要循天性,化本性,练习性,深入心性,培育好学生的善念,人的生命才能充满喜悦与光明.     

《春秋谷梁传》风格论

儒学经典《春秋谷梁传》(以下简称《谷梁》) ,至汉初始著于竹帛 ,但其师徒口耳相传由来已久 ,理应作为先秦散文之余绪加以研究。《谷梁》学说向来以经学要典著称 ,但论及其文章风格者无多。晋代荀崧称其“文清义约 ,诸所发明 ,或《左氏》、《公羊》所不载 ,亦足有所订正”(见《晋书 .荀崧传》) ;东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 .序》中综比《三传》时指出 :“《左氏》艳而富 ,其失也巫 ;《谷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 ,其失也俗。”至唐代 ,柳宗元说 :“参之以谷梁氏以厉其气”(《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又说 :“谷梁子 ,太史公甚峻…     

谭嗣同的宗教大同理想——《仁学》的宗教认知特征

谭嗣同《仁学》以群教统一的视野,表达了宗教大同理念,其中包括群教之公理的阐发,群教之关系的辨析等。《仁学》对其主题异于传统的处理方式,反映了近代儒学宗教化的认知进路。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论海瑞的经济思想

海瑞十分重視財政經济工作。他說:“(县)今萃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2頁。以下引文,凡仅注明頁数者,均见此书)。又說:“以獄訟文移催征为末,以教民桑耕轉移风俗为首”(第247頁)。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封建官僚中,能够这样重視財政經济工作是少见的。的确,在他多年的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和应天巡撫等任內,于財政經济工作方面,有不少兴利除弊的业績,給当时老百姓带来許多好处。海瑞如此重視財政經济工作,当然有他的經济思想作为指导。本文拟就这一方面加以探討。     

21世纪:儒学在重构中被超越

“当代新儒学兴起的意义及其未来前景”,这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时代课题.本人曾撰有《用世纪之交的目光来审视儒学》一文①,现感到意犹未尽,遂缀此续篇.一本世纪初,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接连发表激烈的文字,批评孔子“虚誉夺实”,儒术为“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②,实可视为儒学地位大动摇之揭橥.接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实际上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指导思想.继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活动,从正面对儒学进行猛烈的轰击.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儒学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以来的两千年间所从未遭到过的惨重灾难.接二连三的冲击,说明了儒学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弘扬海瑞“恶乡愿”精神

海瑞其人,海瑞其事,素为世人推崇,史载之,文扬之,剧颂之,像绘之,传诸久远,历经数叶,横遭“十年浩劫”而终不衰,迄今光彩夺目。究其原因,盖源之于海瑞精神。今仅就其精神中“恶乡愿”这一点,敬献管见,恳祈学坛方家不吝赐正是幸。一、回顾历史上的评论对于海瑞其人其事,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官修《明史》称其“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可与西汉武帝时的汲黯、北宋时的包拯媲美,说其“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然而即使如此,也免不了有“行事不能无偏云”的贬辞(见     

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典故纪闻》卷一)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用,以巩固、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十分重视礼乐文明的治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治。……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故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连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来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仪文明对社会日用生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上海市社联邀集学术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和二十三日下午邀集上海学术界部分同志举行座谈会,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抛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会上一致指出: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践踏“双百”方针、大规模地迫害学术工作者和摧毁学术研究机构的开端,今天必须彻底清算。与会同志指出,姚文元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经过“四人帮”一伙精心炮制的。事后,张春桥曾毫不掩饰地说,此文最重要之点就是“引蛇出洞”。很明显,其目的是利用关于海瑞的讨论,向学术界、文艺界以及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开刀,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发出信号弹。当时,受“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举行两次座谈会,以征求对该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论明清琼士科名由盛转衰

<正> 明清两代海南岛称琼州府.海南士人以科名通显,自北宋开始.到了明代,教育事业发达,人才辈出,群星争辉,“科名鼎盛,仕宦显荣,几与吴、楚同风”.其间丘浚、海瑞等硕儒名臣继出,被屈大均赞美为“海外衣冠胜事”,驰誉全国.入清以后,科名仕宦却衰落下来,大不如前.与明代相比,明代考上进士62人,举人594人;清代只考上进士31人,举人205人,登科人数比明代大为减少.就仕宦情况来看,明代的丘浚、海瑞、唐胄等人,《明史》皆专为其立传;而且丘浚和海瑞,各成为一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清代的云茂琦、莫谟二人,虽亦取得《清史稿》及《清史列传》为其立传之荣;但对当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与丘、海相比却有逊色,名望也不及前辈.嘉庆年间,琼州人张岳崧,登第三名进士(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高才宿学,名重士林,然只在《国朝书画家笔录》中见称,却不得在清正史上立传.通观     

德育为首析

一、德育为首的内涵德育是教育者把党和国家对青少年学生在政治、思想、道德、个性心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转化为受教育者的信念和行为的活动.它包括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行为规范培养和个性心理的训练.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确立受教育者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有”人才.其核心是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德育为首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统帅地位,使之贯穿在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学校教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