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制改革的理念、原则和举措——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社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管理的主要形式,当前在我国虽然已经普遍建立但并没有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严重的异化。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制,需要在理念上将治理作为社区制改革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取向,在原则上将以人为本、政党主导、社区自治、居民参与作为社区制改革的圭臬,在举措上将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元治角色、合理界分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网络、培养社区共同利益、推展基层民主训练、强化公民意识等作为应对之策。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偏差分析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的高度行政化的城市基层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能胜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对哈尔滨市社区居委会的现状调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存在着非自治特征及功能偏差现象,阻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并分析了功能偏差产生的原因,探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的思路。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梗阻及其消解——以沈阳市7个社区为例

以沈阳市7个社区自治为例,剖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梗阻表现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成分复杂,自治合力难以形成;基层党组织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作用不均衡;自治组织的发育不健全;各社区间居民自治水平差距较大;社区自治资金分配"马太效应"严重。政府行政性事务施加过度、党员地区分布不均衡、自治组织管理不规范、自治领导者能力参差不齐、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等导致了社区自治梗阻。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培育群众骨干,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制定社区自治资金分配整体规划等角度提出了消解城市社区自治梗阻的措施。     

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研究———以芜湖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以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为对象，从芜湖市社区治理现状入手，分析目前中小城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缺乏良性互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模糊、社居委与各类组织之间存在关系悖论等问题。对城市基层组织做出制度分析，并提出在凸显基层政府服务功能、激发居民自治动力等新形势下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操作性对策．进而探索中小城市基层管理新的体制，建立符合中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色与规律的社区管理模式。     

盐田社区改革：耐人寻味的样本

2005年5月30～31日,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市盐田区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了一个“城市(盐田)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专家学者对盐田首创的社区新体制“议行分设”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深入探讨了培育公民社会目标下,现代化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如何趋进和谐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对会内、会外的专家进行了访谈。记者:全国有各种形式的社区居委会直选,盐田的直选有什么不同?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盐田的这次直选是…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浅论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

社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居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当前各地情况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建议应进一步向社区简政放权,努力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整合平台,培育、引导、保护居民的参与热情,建立较为完善的居民社区参与机制.     

娘家与亲家：城市居民小区良性治理关系的生成机制研究

维权范式是小区治理关系研究的主流范式,业主维权被视为小区治理关系改善的“革命性”路径。X小区“娘家-亲家”关系模式的“过程-事件”分析表明：社会、市场、政府主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张力,是小区良性治理关系能否生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度、结构、资本是克服逻辑张力,进而生成良性治理关系的“建设性”因子。制度、结构、资本之间互构并共构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系统。制度体系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资本提升,是城市居民小区治理关系改善乃至小区“善治”努力的方向。     

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现状及其途径探讨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民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提升,现实生活中,民众参与社区建设呈现参与率偏低、参与的能动性不高、参与方式单一、参与人员分布不均、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活动持续性不够等特点。可见,民众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最为艰巨的环节。因此,要从培育社区意识、塑造公民精神,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推进社区自治,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大力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等途径,为居民提供更多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进而保障居民利益,使之进一步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生态系统视域下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推进策略

伴随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的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本土少数民族和跨境族群集聚于中国城市生活,形成兼具商业功能和居住功能的多族群互嵌式社区。单一族群居住型社区向多族群混居型社区的转变不仅使城市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和精细化特征,也为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带来新的挑战。当前,我国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存在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多样、族际文化观念与宗教信仰不同、本地族群接纳程度有限、多元化社工人才不足等现实境况。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将典型的广州越秀区非裔黑人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外来族群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以此为基础探讨二者叠加效应下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拓展诉求。通过创新社工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搭建民族文化社区交流平台、增强不同族群间的信任网络和注重培养多元化社工人才等途径,提升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促进各族群成员的和谐共生。     

我国城镇社区法治建设探析

城镇社区法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繁荣的必然要求。城镇社区法治建设在我国还刚刚起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要明确城镇社区法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健全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城镇社区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严格依法办事。     

基于SWOT—PEST震后农村社区环境分析——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

农村社区作为联结居民和社会的中介,在协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震后农村社区受到的影响远大于城市社区,这与农村社区的构成和特点密不可分。通过构造SWOT-PEST分析矩阵和实地调查研究,对影响四川省雅安市农村社区管理的政策、经济、社会、科技等16项子信息进行了梳理。从培养村民参与社区共建的民主意识、成立村民互助组织,融洽社会关系、淡化人口血缘和地缘关系、强化人口的业缘关系、进一步增强社区村民的依存性等方面探讨农村社区重建的对策。借助农村社区重建这个平台,优化农村社区管理,以期达到优化农村社区组织结构和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     

基于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农民权益保护制度

新农村社区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为农村社区发展提供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保护农民权益是建设农村社区的基础和前提，农村社区发展又是保护农民权益的目标和归宿。我国新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集体经济薄弱、保障服务和农民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应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体系，大力促进农村社区发展，这是农民权益保护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论中国城市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的完善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两个转变”影响下,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失业、下岗工人由“单位人”变成“社区人”。城市社区在解决这类城市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其基本权益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责任。通过总结城市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城市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