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法科留学教育探析

萌芽于晚清洋务运动的天津法科留学,打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封闭格局,开启了中国直接从西方国家学习法律知识的进程。近代天津法科留学不仅培养了大批的师资力量,对近代天津法律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人才辈出,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还对中国近代法制化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代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

受到儒家思想的传统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福利看成是一种在常规的社会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不能满足一部分社会成员某些较为特殊的社会需求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因此，社会福利的目标被锁定为“为社会弱者服务”，即济贫。     

非政府组织与近代社会习俗的改良——以天津青年会为例

近代以降,欧风美雨东渐,近代西方文明引入中国。同时,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需要改良的陋习。近代非政府组织在引入近代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在为社会习俗改良大声呐喊。本文以天津青年会为个案,以非政府组织改良社会习俗的手段为中心,对其改良社会习俗的方式和领域等进行探讨,进而指出,近代非政府组织对社会习俗改良的影响和作用不可低估。     

京师内、外城官医院的医疗救济研究

京师内、外城官医院是存续时间最长,被公认设立最早的北京官立医院,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全民救济性质,对民众实施免费医疗。它的设立有"新政"的背景,仍带有传统"仁政"下"恤民"政治的特点,但其改变了政府传统的救济模式,更深层地考虑到了贫弱群体的日常生活,救济面更宽,带有普遍人性关怀的意味,是传统救济向现代社会福利发展的重要表现。近代北京的内、外城官医院(包括改名后的市立医院)对贫困民众所进行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可以看作是当时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一种常设制度。     

近代天津慈善组织的兴盛原因探析

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从明清以来，社会慈善组织一直很发达，慈善事业也很兴盛，到清末民国初年达到了高峰。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以后，政府强化国家权力，限制民间社会的发展，慈善组织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本文将从不同侧面探讨近代天津慈善组织形成发达的内在动力。     

地方精英与慈善事业：近代天津的个案研究

近代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既居住着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富有者,同时也吸引了周围地区频遭水旱灾害困扰的灾民和流民,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也成为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天津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社会公众形象和积德行善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往往非常热心地方公益善事。通过举办慈善事业,如施粥、施衣、施水、施药、育婴、救孤、养老、助残、救生、治病、恤嫠、施棺掩骼、种牛痘等,既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得到了官方称颂,又在民众中塑造了自己或家族的形象,换取了符号资本,稳定了社会秩序,保全了家产,同时,也通过积德行善,自己获得了心理满足,效果显而易见。更为重要的是,地方精英通过参与地方悬善事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获得了主动权,间接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在某种程度上向民主国家前进了一步。     

慈善机构与社区建设互动发展

江西南昌SOS儿童村是中国和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合作建立的第四个儿童村，于1992年，由国家民政部批准兴建。广泛的社会捐助和爱心奉献是南昌SOS儿童村赖以生存的基础，捐助人通过捐款、助养和其他有意义的方式来帮助SOS儿童村的孩子们。南昌SOS儿童村主要面向赣、皖、湘三省招收6岁以下丧失父母、其他亲属又无抚养能力的健康孤儿，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以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为目的。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影响了行政效率。本文通过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设计目的及其缺陷的分析,从权利救济机构的设立和行政救济程序的设定和司法救济范围的确定方面提出了建议。     

近代天津的双中心生态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近代天津形成了双中心生态模式，经济中心居住富人，政治中心居住官员和职员，其他地区居住社会下层。双中心生态模式是社会变迁、城市规划和生态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有助于天津的发展和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完善。     

论生态损害的救济及其特征

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当前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这种缺失有违环境法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只是解决了受损生态环境中人的损害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却无能为力,因而建立生态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解决人类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的举措。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生态损害的救济也是必要的。与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相比较,生态损害救济具有公法性、补偿性和国际趋同性的特点。     

浅析慈善文化建设之深层理念培育

慈善事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社会成员广泛而踊跃的慈善行为，要激发人们的慈善行为就必须首先激发人们的慈善意识。而人们慈善意识的激发是基于主体理性的自觉认知基础上的，为此深层次的慈善理念培育至关重要，特别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健康的财富观、人文关怀理念、社会责任感和“助人就是助己”的特殊功利观。     

浅析慈善文化建设之深层理念培育

慈善事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社会成员广泛而踊跃的慈善行为,要激发人们的慈善行为就必须首先激发人们的慈善意识。而人们慈善意识的激发是基于主体理性的自觉认知基础上的,为此深层次的慈善理念培育至关重要,特别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健康的财富观、人文关怀理念、社会责任感和助人就是助己的特殊功利观。     

浅析近代北京慈善组织的救助效果

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在近代发生重大转型。对近代慈善组织的实际救助效果进行评判,不应仅据一时一事的具体效果,还应看其潜在的多重社会影响。本文以北京地区为例,从慈善组织的救助模式及其推广、救助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管理方式及其内在弊端等方面,对慈善组织的救助效果进行正反对比性简要分析。     

救灾外交的特点和功能探析

进入新世纪后,救灾外交因地震、海啸、飓风等一系列灾害的爆发而活跃于国际舞台。作为非传统外交的一种新型外交方式,救灾外交不仅促进了国际救灾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开展,而且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达到传统外交无法达到的目标。救灾外交既有别于传统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在大外交理论框架下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功能。     

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寻求突破

迄今为止,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速度过于缓慢,仍未走出起步阶段。制约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互利机制难形成,合作诚意有局限;相关产业资源深度整合难度很大;旅游资源互补性差,凝聚力弱;区域内文化难以整合;三地旅游发展思路契合不够。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寻求突破,就要积极推进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京津冀区域旅游大协作,力争完成几个能够牵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全局的大动作,推动三地旅游企业资本大运作,推出引领区域旅游潮流的大制作。     

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的解构与重构

海洋油污损害的类型化是完善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海上石油勘探平台与船舶溢油所致海洋油污损害是两种不同的救济体系与机制,而将海上钻井平台解释为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是整合两种救济机制的可能性途径。基于海洋油污损害之不同进路救济机制的诠释,应构架"国家责任中心"主义下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提升国家责任的根源性手段和功能,明确海洋油污损害之国家索赔主体资格、国家赔偿责任以及阶梯矿产资源税费的准入制度,使之成为海洋油污损害救济机制重构进程中的重要因子。     

北平贫民救济会的制度化建设及救助活动(1928-1937)

北平贫民救济会的救助活动(1928-1937)在近代北京社会救助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完善的组织机构及制度化建设、官民合作强大力量感召下民众的积极捐助以及占北京半数以上人口得以受助等成效,不仅推动了北京近代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与转型,而且为当今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性别排挤与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益的救济

基于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与社会排挤,农村女性的土地承包权益往往遭到剥夺与侵害.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男女平等原则的实施进程,而且严重制约了女性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充分实现.探究女性土地承包权益弱化的现状、后果及原因,有助于摸索、建构救济女性土地承包权益的宏观路径与制度模式,进而为维护女性土地承包权益提供程序法、实体法和伦理观的救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