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甘肃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的基本思路

应急管理体制各自为政、公共危机财政缺失、缺乏应对公共危机的整体战略规划和预案、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透明度低是甘肃省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从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行政体系和相应的预警、救治、恢复机制,设立专项危机财政基金,改进信息系统,建立社会力量的参与协作机制以及改革政府绩效考评体系等方面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     

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浅析

公共危机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改革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足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高校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网络舆论冲击着高校网络,引发了一系列高校网络突发公共事件。从概念入手,剖析高校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这些问题可通过高校管理层转变观念,建立健全高校网络突发事件处理机制和完善高校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法规等对策方法来解决。     

关于我国构建公共危机社会应急机制的探讨

面对公共危机和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世界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构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应急机制,已成为当今政府不可回避的重要管理职能。公共部门作为公共危机的责任承担者,在面临危机的紧急状态下必须依托公共危机社会应急机制这个组织载体的功能,实施有效的应急救援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同时,还要通过建立规范的应急管理操作模式、应急机制网络体系以及制定一系列制度规范,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对人类的危害,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行政应急责任体系化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例

行政应急过程中的责任具有多元性。各责任主体都必须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且应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协调配合。行政应急过程中,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虽然权力可以克减公民的权利,但是必须遵循法治行政原则、基本人权保障原则、比例原则、政府主导原则。行政应急责任体系的模式选择应当采取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同时应当通过法律层面的程序规范与符合地方性需求的地方性规范的有机统一来实现行政应急责任的体系化,进而符合法治的要求。     

俯瞰广东省地级以上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都编制了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些总体应急预案的内容都符合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适用范围规定不一、列举突发公共事件不科学详细、组织职责的规定不明确、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时间要求不具体、成立调查评估组的规定有缺陷、应急保障规定操作性不强、预案演练的规定不完整和应急预案不易记住等，文章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能力:框架、问题与思路

分析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协调能力是探讨政府应急能力的重要切入口,它着眼于政府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及其行为所发挥的作用,包括政府制度协调能力、政府人员协调能力、政府信息协调能力、政府物资协调能力和政府资金协调能力等五个部分.目前,中国政府协调能力主要存在应急管理主体间的协调缺乏完善的制度框架、机构与人员整合有待加强、信息采集与辨识能力较弱、应急物资多种储备方式间整合不足、调度效率不高及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亟须通过建立应急管理主体间合作协议框架、强化应急协调机构的枢纽作用、建立公开化的信息共享机制和科学化的信息处理制度、整合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优化物资调度系统以及建立健全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来加以解决.     

论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作用机制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为超出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而颁布的,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避免和治理危机,应根据当地实际和经验制订地方性的救助计划和行动预案,强化公民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建立综合性、高度权威的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和灾害救助机构,完善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和紧急救助法律体系。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任何政府都不可回避的实践难题,而政府信息公开则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消除谣言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法规虽然有重大突破,但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立法仍停留在效力较低的层面,缺乏专门的立法和相关配套法律,法律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操作性较低,在处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文章着力分析了现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的存在法律效力较低、配套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全面、准确以及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困境,并从提升立法位阶、完善相关配套立法、建设动态信息发布机制以及强化信息公开失职的追责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日本突发事件危机管理探析

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尤其重视的内容。日本缘于多发的自然灾害,建立了较完备的危机管理机制。在危机管控组织方面,由内阁官房负责的危机管理机构在减灾防灾中实现了预防第一、落实有力、多方联动的管制应对效果;制度建设上,在经历三次重大自然灾害为主的危机中逐步完善法律体系,形成了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核心框架的50余部法律,为灾害应对、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在技术上,通过明确信息流,强化地质气象及预警系统降低了危机风险;在危机解决力量上,消防组织、警察组织、自卫队及民众力量为减少危机与灾害提供有力保障。日本的危机管理在制度、组织、救援力量等多方面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基于权变理论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研究

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历来与海洋灾害的频繁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对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研究也日显必要。本文以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各种要素,构建了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权变模型,进而辩晰了权变理论视角下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联动系统构建研究

城市自然灾害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界定自然灾害应急联动的相关概念,研究自然灾害应急联动系统构建原则,分析应急联动系统的功能、构成、构建支撑条件和设计构建步骤等,可以有效提高人们面临自然灾害时的应对能力,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系统分析

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是政府公共组织系统的核心部分.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目前正处在从单种危机管理向复合危机管理渐进的阶段.现行的管理体制仍是以"条"为主的单灾害防御体系,缺乏系统战略和政策规划与组织化保障,且应急基础设施能力总体较薄弱,各地差距也较大.基于此,应在借鉴国外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及各省、市、县政府反危机管理机构;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推进危机管理研究,提高应对危机能力和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决策系统的创新能力;建立统一应对突发性事件及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新管理主义时代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之发展

全球第三部门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转型的挑战。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试图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管理主义如何影响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的发展。研究发现,尽管新管理主义的价值观已深植于NGO领域,但不同个案机构对其影响的回应不尽相同;组织的社会倡导价值对于市场化价值的妥协在本研究中虽有体现,但如何使商界更加关注社会福利的改善正日益成为香港NGO实践其倡导价值的新关注点。     

关于我国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若干思考

健康不仅是城市人与社会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也是城市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会财富。要大力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就必须加强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经济支持和社会政策支持,同时还要积极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进而通过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来促进城市社会公平。     

高校知识与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文章分析了高校知识与技术创新体系对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的需求,并通过借鉴相关机构开发的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系统,提出高校建立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思路.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以制度化设计为重点的均等化公共卫生服务可以减少居民消费不确定性,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是国外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普遍趋势。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从均等化发展的目标来衡量,仍面临城乡环境差距较大、卫生资源布局不合理等诸多障碍,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力度,从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衔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等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全面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的融合。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以制度化设计为重点的均等化公共卫生服务可以减少居民消费不确定性,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是国外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普遍趋势。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从均等化发展的目标来衡量,仍面临城乡环境差距较大、卫生资源布局不合理等诸多障碍,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力度,从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衔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等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全面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的融合。     

“Moving from transactional government to enablement” in Indigenous service delivery: The era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service innovation and urban Aborigin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40 years, Aboriginal Community Based Organisations have played a distinctive role in society in relation to urban Aboriginal peoples and their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Australian city of Newcastle. They have proven essential to advocacy, the maintenanc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Aboriginal social infrastructur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Autonomy has been empowering for local Aboriginal people. Major reforms to the delivery of government social services, particularly government enablement of a new social service market based 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reaten this success. This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case study illustrat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service market enablement. It draws on a cas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service market enablement on urban Aboriginal Community Based Organisations in Newcastle, showing the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ervice market enablement and Aboriginal community enablement and development. It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f how Aborigin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is city could be re‐enabled in light of the Prime Minister's arguments in his 2017 Annual Parliamentary Closing the Gap speech providing particular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discussions about moving from transactional government to enablement in Indigenous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