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与维稳的现状、关系及有效实现

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冲突前所未有,侵权行为日益增多,维权诉求日益强烈。如果各方面权益诉求不能较好地得到满足,社会风险就会超出现阶段可以承受的范围,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有效实现社会主体的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当准确把握当前社会维权与维稳的基本现状,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把维稳建立在维权的基础之上。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框架内,树立现代治理观,通过法治社会建设去实现维权与维稳的双赢。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有效推进基层维稳工作的途径探析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与归宿,它与我国当前基层维稳工作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内在契合主要体现为公民本位、权益至上、协同服务与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有效推进基层维稳工作,必须使政府公务员真正树立公民本位的维稳观念;逐渐完善政府主导、团体协助与公民参与的维稳联动机制;加强地方财政对政府维稳工作的投入与合理使用;加强制定与执行基层维稳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维稳工作的问责机制建设。     

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道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的思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全社会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齐抓共管。而建立街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就是整合资源、提高效能、方便群众,进一步强化基层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和治安防控整体能力,促进综治各项工作落实到基层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平安建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作用一、强化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一)深化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基按照省、市、区关于加强镇街综治信访维     

“两代表一委员”制度与城市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转——基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303工作室”的研究

城市基层政权既有的制度要素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加剧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多元化与既有民意吸纳整合机制不完善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政权运行的成本。完善制度化利益诉求上传机制及其操作化设置,使基层治理机制有效运转起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以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充分履职为切入口,探索建立以"两代表一委员"工作体系为支撑的"303工作室",推动了城市基层群众利益诉求的整合与有序上传,有助于实现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序互通关系,并促进基层政权的角色转型。     

积极探索建立信访维稳长效机制

西陵区是湖北省宜昌市的主城区，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近年来，该区在实践中探索创新维稳工作机制，对信访维稳工作实行关口前移、力量下沉、综合治理，将不稳定的因素化解在基层，将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勾勒出一幅“干群关系和谐和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面卷。     

基层维稳新探索——天津唐口街“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结构功能分析

新形势下的社会冲突大多数源起于基层。亟需我们稳定基础、防治兼顾。天津市唐口街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的做法,为疏导和化解基层冲突纠纷提供了有益启示。     

完善村改制公司综治维稳机制 夯实社区平安基石

随着天河区珠吉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外来人员大量流入,社会管理更加复杂,加上群众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变强,近年来本地村民、外来人员上访、信访不断,维稳工作形势严峻。如何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维护辖区社会稳定,为珠吉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提升珠吉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就需要我们在城中村改革加快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科学管理、规范运作、严格责任的综治维稳工作长效机制。一、村改制公司常见不稳定现象和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     

协商、周旋、博弈:乡镇治理转型中的减让履行现象分析——以一次征收计划生育抚养费过程为个案

向政策外生育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的小镇政府既要接受上级严格的计划生育工作考核,又要在以人为本和依法行政的要求下,改变过去"粗暴"的执法方式,实现工作方法的文明化转型。但目前计划生育工作转型尚不成功。一方面,对于依法行政和禁止强制的要求,基层干部心存抱怨;另一方面,征收相对人洞悉并利用时下政府执法方式所受到的限制,并以此视作干部的"软肋",与其讨价还价,直至迫使干部因考核压力而不得不妥协,同意并协助相对人减免履行义务。最后的结果是,执法者以大幅度消减义务为条件换取相对人及时履行的承诺,确保形式上执法到位和应对上级考核。计划生育工作的转型困境也体现在乡镇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表现为以"行政包干"为特征的干部考核制度阻碍了基层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型;基层干部执法观念尚未转变以及部分民众对转型不予配合,也为基层政府转型带来了实质困难。     

社会包容视角下政府治理探析

倡导＂社会包容＂,已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新思路,为中国政府治理研究提供新视角。社会包容理论蕴含着政府治理中要体现公平正义、公民为本、公共服务等价值诉求。同时,优化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等是实现政府善治的现实选择。     

新形势下基层维稳工作机制的探讨

沙东街地处天河区西北部,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面积2.1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万多人,辖区分为6个社区居委会,还有1个村改制公司——沙东有利集团公司,辖区内部队单位多、集贸市场多、城中村多、外来流动人口多。针对这一情况,沙东街不断强化维稳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认识到"运动式的维稳是不可取的,关键还是要靠制度建设",围绕建立健全维稳机制,在出台政策、健全格局、加大投入、理顺关系、强化责任、制定预案、狠抓落实等方面     

基层维稳新探索——天津唐口街“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结构功能分析

新形势下的社会冲突大多数源起于基层。亟需我们稳定基础、防治兼顾。天津市唐口街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的做法,为疏导和化解基层冲突纠纷提供了有益启示。     

维稳视角下城管与小贩的博弈与平衡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博弈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治理方式存在偏差,利益矛盾有不断升级的趋势,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关系若处置不当则容易演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小贩通常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开展经营活动是维持生计的一个途径,但因无证、无序经营而往往成为城管的执法对象。尽管执法者给这些小贩们冠以了"非法经营"之名,但在普通老百姓眼中,他们是无助的弱势群体;相对的,城管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则处于一个强势地位。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构建"三位一体"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打造特色小镇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社区治理具有行政化倾向,社会组织管理培育机制不足,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缺失,网格化管理工作保障不够,社区党建工作有待加强。社区建设要政府社区及时归位,明确各自职责权限;重视社会组织培育,推动专业力量参与;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保障机制,激发社区工作活力;坚持党建引领,形成共治共享模式。     

实施"双转移"战略,搞好街道综治维稳工作

2008年,广州市白云区就扎实推进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和生态空港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力求把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转移出去,改变粗放型、耗能型增长方式和外来流动人口多、素质总体偏低所带来的社会治安维稳压力.在实施"双转移"战略中,综治维稳工作保驾护航的作用不可或缺的,如何在实施"双转移"战略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综治维稳工作,笔者在深入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调研的基础上,就新市街实施"双转移"战略中的现状及综治维稳工作的问题作一探析.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中国人偏好信访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信访者视角的分析

信访作为一种弱程序性的救济途径,在当前社会中有着很大的需求量,而本应作为"主力军"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信访者的信访行为进行分析。信访诉求处理的需求大于供给,导致信访普遍"价格"上涨,信访者福利下降;除了谋利型信访和信访者主观认为收益大于成本之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收益小于成本的;由于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存在,信访者为了寻求内心的安慰,而选择继续上访。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形成普遍的信访"价格",增大信访的机会成本,同时帮助信访者合理评估信访的成本与收益,减少对沉没成本的主观放大,逐渐改掉中国人信"访"不信"法"的偏好。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