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社会责任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NGO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嵌入制度和社会环境的话题.讨论NGO的社会责任需要区分互益组织和公益组织,互益组织的责任首先是服务会员,公益组织实现组织章程所设定的目标就履行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NGO社会责任的讨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NGO规范发展.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宽松和历史资源的匮乏,中国NGO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并不乐观.NGO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实现制度创新,维护公民结社自由,并加强对NGO的监管.     

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

日本的NGO主要泛指那些从事海外援助、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二战后日本的NGO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活跃三个历史时期。随着NGO的迅猛发展,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NGO的重要性,开始与NGO展开对话、合作,并从制度、资金等层面对NGO进行支持。活跃在海外和日本国内的NGO在日本外交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有很大帮助。NGO不但加深了日本与受援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官方外交打下良好基础,还扩展了日本的外交空间,为联合国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NGO:环境保护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NGO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环境保护运动中NGO是与政府、企业和公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NGO在中国环境保护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的NGO环境保护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完全合作”：NGO联合行动策略——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为例

中国NGO的发展策略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行动为例,着重探讨当前中国NGO联合行动的“不完全合作”问题。本文认为,不完全合作是NGO在面对内外部制度约束和组织限制条件下的主动策略性行动选择,具体策略机制表现为联合行动目标的自我约束、有限的组织参与和弹性的组织形式等三方面。NGO不完全合作策略的产生是由外部政治机会空间有限、组织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以及组织合作意愿不完全等组织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形塑而成。本文还指出,在当前整体限制性的制度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完全合作策略使得NGO联合救灾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情况下成为可能,但也因为合作的不完全性,使得联合行动难以持续。NGO进一步的持续合作还需要新的组织模式。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转型时期党对于草根NGO的独特影响机制。在整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Z省H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单一的政府部门难以企及。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NGO小额信贷资金困境与覆盖面广度的考察与诠释

国际经验证明NGO小额信贷是缓解农户融资难和扶贫的重要形式,但资金困境是困扰其发展的主要问题。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主要依赖不稳定的捐赠资金,缺乏其他合法融资来源。资金短缺直接制约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面广度,在理论上也充分验证了这个问题。应该通过组建小额信贷批发基金,培育有责任的社会投资者,加强机构自身能力建设吸引外界资金,政府要支持融资渠道创新,达到缓解NGO小额信贷资金困境,扩大覆盖面广度的目的。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NGO的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NGO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将海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依托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理论的结构研究与关注NGO行为的行动研究,力图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NGO的整体图式。 本文认为,“结构研究”基于 “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国的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行动研究”则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洞察与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倡导关注NGO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社会工作团体的整合功能——论NGO介入公共危机管理的价值和途径

NGO作为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功能和内部管理机制等问题已经逐步进入理论研究视野。笔者认为,考虑到多数中国NGO浓厚的官方、半官方色彩和国外NGO的西方背景,在中国本土要建立起政府与NGO之间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可以考虑以社会工作团体为扭结来整合NGO资源。社会工作团体介入公共危机管理可以有效地促成NGO间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的整合,并推进实现政府与NGO之间合作互动的制度化、规范化。     

新管理主义时代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之发展

全球第三部门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转型的挑战。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试图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管理主义如何影响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的发展。研究发现,尽管新管理主义的价值观已深植于NGO领域,但不同个案机构对其影响的回应不尽相同;组织的社会倡导价值对于市场化价值的妥协在本研究中虽有体现,但如何使商界更加关注社会福利的改善正日益成为香港NGO实践其倡导价值的新关注点。     

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

摘要：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对草根组织的研究必不可少。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严峻的劳权状况和政府、工会的缺位,催生出一批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由于涉及“劳权”、“人权”等的敏感议题,农民工维权NGO的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它们的生存状况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密切相关;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新近出现的自体制内组建的NGO为研究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提供了新素材。     

认知、文化和结构的三重嵌入：草根非营利组织“绿”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为个案运用嵌入性理论对其发展图景进行解读，从结构、认知和文化三个层面讨论嵌入的机制。论文发现，草根非营利组织是嵌入到复杂的结构、文化和认知机制之中，且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促进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以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政府应推行有利于草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并将具有回应性的草根组织服务纳入发展型社会政策框架。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social service delivery: approaching partnership?

Using the Guangzhou social governance reform pilot as a cas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s in managing collaborativ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NGO) relationship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multiple new governance tool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NGO sector with genuine grassroots development has been observed. However, valuable principles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paradigm have not been followed, and strong authoritarian and bureaucratic practices have been revealed. The state–NGO relationship has moved from a typical statist to a state-corporatist model. Findings indicat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s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pplying Westernized NPM models.     

NGO:人本社区教育的新型组织载体

人本社区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社区教育的一种更高追求。NGO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自下而上的网络组织形式、利他助人的服务理念、扶弱济困的价值取向与人本社区教育价值观耦合,成为践行人本社区教育的新型组织载体。     

Room for climate advocates in a coal‐focused economy? NGO influence on Australian climate policy

Many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NGOs) have campaigned for greater political action and community awareness on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for almost two decades. Australian emissions are the highest per person in the world, yet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ally‐significant fossil fuel industry. NGO campaigners are sceptical of their campaigns'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NGO climate change campaigns: Moyer's Movement Action Plan, Schumaker's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and a document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NGO submissions to climate policy processes. Evaluation is critical for NGO campaigns to improv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methods should ideally be designed in parallel with the campaign strategy. Using these evaluation methods, it is evident that Australian NGO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have been effective.     

NGO组织中志愿者管理探析——以救助儿童会南宁项目点志愿者管理为例

志愿者是NGO组织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如何进行志愿者管理,一直是NGO组织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主要介绍救助儿童会南宁市项目点志愿者管理的情况,并总结出以下几点志愿者管理经验：多渠道招募、多种人员构成;志愿服务协议的签订、权利义务的明确;阶段式培训的开展;志愿服务的规范;交流机制的建立;激励机制的完善。通过上述经验,为NGO组织中志愿者管理提供实例借鉴。     

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社会工作教育的回应

在政府强力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中的几对矛盾突显出来:政府推动与社会工作的自主发展、民间组织发育的两难困境、社会工作教育难以适应职业化的需要、承认现有人员与引进专业人员、社会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地域不平衡等。这需要社会工作教育做出回应,包括促进教学、研究与实务的结合、促进社会工作评估技术的发展、专业教育与培训教育相结合、促进诊断性社会工作的发展,探索多样化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社会支持——基于青岛、深圳、东莞的调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在有非政府组织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水平要比没有非政府组织地区的农民工高,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两个方面。     

资源依赖视角中的NGO与政府关系——以Y机构“一个社工多个婆婆”现象为例

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思想,从对Y机构"一个社工多个婆婆"现象的分析出发,探讨Y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依赖关系与不对等权力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转变这一关系现状的行动策略:资源转化、资源拓展与资源控制。     

企业社会工作在建构和谐企业机制中的应用

建构和谐企业机制是企业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工作者除在政府、非政府或非营利等部门发挥效能外,在企业中社会工作者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在企业领域中的运用与实践,是对企业员工及企业本身提供的专业性服务。企业社会工作不仅可以为企业员工遭遇困境提供协助,而且还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潜在的内动力。企业社会工作在建构和谐企业机制中应用,主要表现为综合社会工作实务的运用。通过企业社会工作的开展不仅能为解决员工问题,而且能为员工发展提供支持性服务;不仅能推动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而且还能有效地完善制度本身的不足;不仅能解决一些员工与企业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能推动员工与企业、企业与环境、企业与社会相互之间的认同,解决员工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