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心理调查

人际信任是指在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信任他人与值得他人信任的互动过程.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人际信任的心理调查,得出如下结论:1.不同性别群体,在信任他人方面女性普遍高于男性,在值得他人信任方面男性普遍高于女性.2.不同年龄群体在信任他人方面,青年组明显高于中年组、老年组,中年组高于老年组;在值得他人信任方面,老年组和中年组明显高于青年组,老年组也高于中年组.3.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在信任他人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对他人信任水平越高,在值得他人信任方面与文化程度无明确相关关系.4.不同职别群体,在信任他人方面从个体私营业者、机关干部、社区居民、在校大学生到国企职工信任水平依次提高;在值得他人信任方面,从机关干部、在校大学生、社区居民、个体私营业者到国企职工被信任水平依次提高.     

幸福感对利他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当人们的行为和内心的价值观一致并整体协调的时候,幸福感则会产生。通过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描述并探讨360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幸福感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他们的不同信仰状况纳入研究视野,结果显示:在利他行为上,信仰共产主义的志愿者的得分与其他三种信仰状况的志愿者的得分差异显著;在幸福感上,信仰共产主义的志愿者幸福感得分与信仰宗教和信仰其他的志愿者得分差异并不显著,与无信仰的志愿者得分差异极其显著;大学生志愿者的幸福感得分普遍较高,不同信仰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利他行为水平与幸福感显著相关。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志愿者的幸福感状况影响其利他行为,这种影响以信仰作为其调节变量。     

流动人口的"被歧视"问题研究——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的调查

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在工作生活中"被歧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获得较低、有拖欠工资等经历的流动人口更易感到"被歧视";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劳动过程中难以保障的流动人口反而容易感到"被歧视";城市生活年限越长,流动人口越容易感受到"被歧视",与本地人交往增多并不会对"被歧视"弱化产生显著影响;与传统媒介相比,生活中使用互联网的流动人口不易感到"被歧视".可以看出,在当前的特大城市北京,脱离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品质的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保障社会报酬非差别性获得的制度完善依然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善"非表层"的社会交往关系、使用大众传媒等方式推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在制度完善之外解决歧视问题的重要路径.     

经济收入的分化与夫妻关系

通过对上海九百余户家庭的调查发现，由于家庭成员的经济收益与其年龄、文化程度、就业行业职业、所有制性质以及在职、在岗状况的关系更密切，个人收入的性别分化相对较小，不仅夫妻间收入的差距十年来未呈扩大趋势，且总体上看，在岗在职女性家庭成员月均收入为男性的８１．９％，“老三届”夫妻的收入差在各年龄组中为最小，未婚女性月收入甚至高于男性，因此，女性在经济转轨初期的竞争劣势尚不显著，收入分化对夫妻关系的冲击也非一般想象的那么显著。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于社会规范视角,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基础,考察与分析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产生这种负向感知。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构成的社会心理过程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未获调查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所以,建立具有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方向。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女户主单亲家庭的社会支持问题

女户主单亲家庭在离婚时 ,由于在财产分割上多数处于劣势 ,其经济资源受到严重剥夺 ;文化歧视加剧了女性身心负担和精神压力 ;在社会支持网中 ,女性明显低于男性。因而 ,女户主单亲家庭亟须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从宗教归属、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分析,了解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回应。结果显示,与对其它机构的信任相比,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对世俗机构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也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无影响。     

大学生人际归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采用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中的人际关系归因分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298名大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和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之间的关系作了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归因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越是将人际关系倾向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以及失败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原因(能力)的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就越少。     

大学生人际归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采用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中的人际关系归因分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298名大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和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之间的关系作了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归因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越是将人际关系倾向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以及失败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原因(能力)的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就越少。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网上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

在现实社会中 ,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等为依托建立起来的 ,关系的紧密性是产生信任的基础。但是 ,互联网的虚拟性与匿名性特征 ,使网上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有别于现实社会。网上信任一方面产生于网上声誉 ,另一方面来自于具有某种先验性的“预设性信任” ,而且在信任的过程中伴随着交往者的主观判断。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甘肃河西河东居民心理差异调查比较研究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男女双性化人格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对甘肃河东河西两地居民进行心理差异调查,结果发现:(1)河西河东两个地理区域上的居民除了在敌对因子上没有显著差异外,在其余的八个因子上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显著;(2)河西河东两地居民社会支持在总分、主观支持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客观支持分上存在显著差异;(3)河西的男性化比例显著地高于河东的男性化比例.     

夫妻相对资源和情感关系对农民工婚姻暴力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夫妻间经济权力结构和情感关系的变化将对婚姻暴力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引入性别视角，提出了解释农民工夫妻间婚姻暴力的综合分析框架，通过量化方法，分析夫妻相对资源和情感关系对农民工实施冷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中婚姻暴力现象较普遍，以冷暴力为主，女性施暴率显著高于男性；夫妻相对资源因素和情感关系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实施婚姻暴力都有显著影响，相对资源因素对男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大于女性，夫妻情感关系对女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大于男性。     

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基于省与市两级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测量了省级和市级的信任水平,讨论了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省级层面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微弱负相关,公共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微弱正相关;而基于市级层面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负相关,公共信任仍然与区域经济发展呈微弱正相关。作为特例,用银行呆账率作为一个客观的、逆向的指标来验证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银行呆账率与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