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

在 2 0世纪史坛 ,陈寅恪以其学识渊博、治史领域宽广而享有国际声誉。他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诗文证史等方面造诣很高 ,而且在蒙古史、敦煌学、佛经翻译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陈氏之所以能取得杰出的成就 ,乃在于他具有治史的“通识”。其“全面掌握、详辨审取”的史料观 ,自觉地“祛蔽求真”的治史旨趣 ,以及方法论上对“通性之真实”和诗文证史应究明“今典”等所作的精到概括等项 ,对我们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蒙古秘史》、《史集》、《红史》所录蒙古世系之异同

浩如烟海的藏文文献中,涉及蒙古族的记载,数量极为可观。更为珍贵的是,许多史料译自现已失传的蒙文文献。这些史料可补蒙、汉文献之不足,亦可与蒙、汉文献互相参证。藏文名著《红史》中所录蒙古世系就是一个例证。为方便起见,列表如下:     

读《黑城出土文书》

最近读到李逸友先生编著的《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十分欣喜。本书一方面收录了大量黑城出土的汉文文书(并附有部分图版),为元史特别是北元史的研究提供了内容极其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另一方面,编著者还对这些史料从各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寻究探讨,具见功力。说本书的出版乃近年来蒙元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新成就,那是当之无愧的。关于对本书的全面评介,陈之先生的《北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黑城出土文书〉》俱在,用不着多谈,现在只想就书中所收汉文文书,从史料上谈一点观感。     

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

近年,许多学者著文回顾本世纪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尽管所谈具体学科各有侧重,但都认为,中西学术的交流和会通,是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蒙元史学科而言,由于其具有世界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世界性”,指的是蒙元史研究涉及的地域、民族、制度文化,以及所利用的历史资料,都超出了中国范围。因此,研究蒙元史更需要面向世界,随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这是老前辈谆谆教导并用他们的研究实践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     

作者来信

編輯先生: “文史哲”1957年第12期登載的拙撰“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儿史記”一文,对“屠寄在世时收藏元史版本很多,均有朱墨眉批”之語,內“朱墨”二字,誤植为珠黑,应請改正。又、近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論”“十四”小节里,說晚清研究元史有何秋濤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皆以經学考証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老証学,殆不可謂     

有关《金史》成书的几个问题

元修宋、辽、金三史,《金史》“独为最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学者施国祁在其“竭二十余年之力,刊伪补脱”的《金史详校》序中说:“金源一代,年纪不及契丹,与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伪谬。”比较《宋史》、《辽史》、《元史》的弊     

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兒史記”

近來中国科学院歷史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准备以蒙古史为研究重点。去年十一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发起“蒙、中、苏三國历史学者合作編寫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会議”向我們提出兩个任务之一是中國历史学者和蒙古考古学者密切配合以中国史藉的記载,帮助解决蒙古考古学發现的问题。屠寄的“蒙兀兒史记”一書,无疑的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稽考明初修撰元史,潦草无剪裁,在正史中最为荒穢,清代学者发愤勘治,计有邵远平、钱大昕、汪輝祖、張穆、李文田、洪鈞、魏源、柯劭忞等辈。其间邵远平的“元史类編”僅就原書重編一过,新增资料甚少,钱大昕的“元史考異”于新史正文只成氏族表、經籍志兩篇,汪輝祖的“元史本証”     

更多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去发掘史料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是最为丰富的,最明显的标志是汉文的二十四史.但汉文历史文献记述的重点是中原地区的历史,边疆和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却往往会遇到史料缺少或不够完整的困难,新疆史也是如此.我们在研究新疆几千年的历史时,有很多空白点、疑难点由于史料之缺乏而无法解决.于是以往在新疆史的撰写中,就出现了不少由于史料不足而众说纷纭的观点,甚至任意的揣测.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掘更多的史料.     

三娘子考

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妻三娘子,是明末蒙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明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死后,她为保持丈夫生前建立的蒙明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她多次出现在明代汉文史籍中。奇怪的是,在蒙文史籍中却不见三娘子其人,难怪张尔田先生在他校补的《蒙古源流笺证》中,曾经做出“三娘子此书无见”的结论。汉文史籍说三娘子名“克兔哈屯”,又名“也儿克兔哈屯”。但在蒙文史籍所载俺答妻妾中,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名字。     

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文献资料匮乏的状况 ,为人们从总体上了解西夏文献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外 ,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对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 )可以据以补充大量的新的西夏史料 ,使我们对西夏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系统。(二 )可以据以修正以往汉文西夏史料中的疏误。 (三 )可以据以考证汉文史书中对西夏历史语焉不详的记述。 (四 )可以据以印证汉文史书的记载之实。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提供了新材料。     

浅谈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文献资料匮乏的状况 ,为人们从总体上了解西夏文献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外 ,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对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 )可以据以补充大量的新的西夏史料 ,使我们对西夏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系统。 (二 )可以据以修正以往汉文西夏史料中的疏误。 (三 )可以据以考证汉文史书中对西夏历史语焉不详的记述。 (四 )可以据以印证汉文史书的记载之实。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提供了新材料     

贵由汗之子禾忽家族史事考略——基于波斯文《五族谱》的考察

禾忽是贵由汗幼子,《元史》及《史集》中均有其世系信息。本文结合波斯文、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对禾忽及其子秃鲁、脱克蔑的活动进行梳理;区分史料中对脱克蔑与其同名之子、禾忽之孙脱克蔑的相关记载。在此基础上,探讨波斯文史籍《五族谱》中出现的同母兄弟"脱克蔑"与"秃黑鲁"之身份。通过对禾忽家族三代人的考察,分析窝阔台汗国在元朝中期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钱大昕治史特色略论

钱大昕之历史考证学在当时享有盛名,并对近代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在于他治史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对历代正史中文字错讹、记载错误等项作系统的考辨,“订千年未正之讹”,把传统考证方法提高到新水平。二是把考证的史料范围扩大到典籍以外,以金石文字证史,开近代以考古文物证史、“二重证据法”之先河。三是有很高的史识,不仅考史上运用了缜密的逻辑思维,且对许多历史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故他与只会作琐屑考证者不同,具有理性思维的光彩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胡应麟《甲乙剩言》论略——兼论胡应麟的小说史料价值观

胡应麟创作的小说<甲乙剩言>,或记人物逸闻轶事,或述博物趣事,或考辨,内容较为驳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小说史料价值观,即,小说具有"备经解之异同"和"存史官之讨核"之效用.胡应麟的小说史料价值观,突破了历代以来人们以为小说虚妄不实难以证史的陈旧观念,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体现其对小说作品内容所蕴含的史学品格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体现其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认识.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本文从“最渊博、最有识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神游冥想真了解”、“以诗证史”五个方面 ,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 ,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 ,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由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元史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9月22日至26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学者53人。来自蒙古、日本、美国、新加坡的学者21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67篇。举行这样规模的国际元史学术讨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长期和我国中断联系的蒙古学者参加了会议,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会议就元代史料与文献,蒙元制度,元代政治史,元代西藏,西北诸王与中西交通,元代文化,元代人物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热烈的争鸣。与会学者在会议期间看到了刚刚出版的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翁独健先生组织编写的《蒙古族简史》。以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元史论丛》第三辑、《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周良霄著的《忽必烈》。这些论著和去年以来出     

国际著名语言大师、当代第一流蒙古学家 H·鲍培的力作《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中文译补本即将在我国首次出版发行

元世祖忽必烈命元国师、西藏学者八思巴所创“蒙古国字”,世称八思巴字,国际上又名方体字。元诏书曾规定以此“译写一切文字”,是一种企图拼写汉、蒙、藏等各类语言的“通用字”。这是中国文字史上的第一个创举。自元以来在我国各地和海外、中亚遗留并发掘了大量八思巴文的碑铭、牌符、文书残片等文物,诚为蒙、元史、语言学、文字史、文物、考古、民族学、文化关系史及宗教史各学科研究的珍贵文献。     

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互相紧密联系,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考察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其时的学术风尚,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