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生”身份构建的话语研究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和话语研究的时代。这里的话语已不是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与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具有人文力量与实践力量的二重性。从话语的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自考生＂这个词为主体的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的探究,可以揭示渗透在这一话语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对自考生身份构建的消极影响。拨开话语的迷雾,让＂自考生＂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显现出来,有助于自考生重建学习信心、重塑自我。     

媒介形态嬗变与话语霸权的转移

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利益竞争和权力争夺的战场,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战场,这是因为话语与权力和利益密不可分——权力需要话语的传播与维护,而话语则需要权力作为其保障: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凸显和巩固主流话语霸权,进而获得其自身利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话语霸权(主导话语权)发生了一系列变换与更迭,即由人类早期口语媒介时代的"老人话语霸权"、书写媒介时代的"贵族话语霸权"、印刷媒介时代的"资本话语霸权",发展到现代电子媒介时代(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时代)的"民主话语霸权"。这是必然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嬗变(不同媒介形态具有不同的媒介偏向性)所必然决定的。     

福柯的空间、权力和话语理论在后现代艺术中的体现

福柯是法国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其学说以语言学为基础而影响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学术领域。福柯对空间、权力和话语的分析在其理论体系建构中独树一帜,并在当代学术界不断引起争议。在美学与文学艺术学界,福柯的空间、权力和话语理论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艺术作品及艺术家的空间呈现、艺术家的话语权和身份认可、文学艺术对人类生存实践的影响,在后现代艺术中已经不同以往。本文以福柯的空间、权力和话语理论建构为线索,试图分析后现代艺术的空间特性以及其中话语权力的体现。     

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

提升中国话语权首先需要解析话语权的生产机制。有关话语权生产机制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政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领域。国际政治学有关权力理论的文献从国际社会的宏观语境出发,解释话语权是如何形成对他人的控制的;语言学有关话语的文献从微观视角出发,探寻细密的言语如何指涉出流动的意义;社会学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话语权,运用语言学素材描写、解释社会行为。但这些文献都没有解释清楚话语权是如何流动和传递的。话语的流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从信息传播的中观视角审视,话语权由这样的机制生成:信息需要从话语主体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之后才能生产出话语权,设置议程和构建框架是话语权生产机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     

批评语言学意识形态观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语言学家在进行话语和语篇分析的时候,把语言、语篇、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使文论研究和语言研究关系更加紧密,对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权利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将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浅析批评语言学的意识形态观。     

广告语篇研究的新视角——基于批评性语篇分析理论

<正>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是西欧语言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语言学思潮,旨在通过对语篇表面语言形式的分析,揭示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CDA特别关注非文学领域,一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二是个人话语。广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衍生物,一种大众的、     

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语言学方法

将意识形态研究从语言层面深入到话语幕后,从认知层面解构或重构话语生产者如何通过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来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合法化的过程,是认知语言学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实践。话语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话语的构成,话语中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如隐喻、转喻、注意、构式及观察者的主体性处置承载了话语中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而表现出同话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特征。     

从中国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看福柯的权力话语的解释力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无处不在的支配力量。作为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一种翻译无不受到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赞助人的隐性权力和翻译者的显性权力对佛经翻译的操控可以看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中国的佛经翻译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费氏三维分析模型视角下中美新闻语篇的批评对比分析——以2011年利比亚战争为例

人类的语言并不完全是客观透明的,有时暗含话语所有者主观的意识形态。作为语言学的重要分支,批评话语分析正是用来探究语言及其深层的话语权力与思想意识的重要工具。本研究以批评语篇分析为基础,使用费尔克劳夫三维分析模型理论对比《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的新闻报道,分别从文本实践、话语实践和语篇实践三个方面来探究两国媒体新闻语言中所隐藏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     

从权力话语理论谈胡适的翻译观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胡适的翻译观。胡适在翻译选本上提倡翻译西洋名著，在翻译用语上主张使用白话，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采用直译。指出胡适的这些翻译观点是各种权力话语操控的结果，既受到当时国内文学革命、西方强势文化等权力话语的支配，也与他本人的诗学追求紧密相关。     

拟态物化丑化 ——论鲁迅小说身体书写策略

在鲁迅小说中,身体不仅是言说的对象,借以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了言喻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鲁迅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鲁迅运用拟态、物化和丑化等叙事策略来描摹小说人物身体,深刻彰显隐含在身体话语中的人格精神、社会思想和文化内涵。     

对权力话语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福柯、布迪厄、巴赫金的权力话语观,提出了话语研究中的权力话语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语言学家应帮助公众利用批判性话语研究工具解构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揭露权力话语对公众的欺诈性。     

立法语篇权力意志分析

法律是统治阶层用以维护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稳定、政府机构运转正常的一种强制性和规范性的手段,具有强烈的国家权力意志。文章用批评式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双重理论框架,从情景语境、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语义阐释等角度,剖析了立法语篇的权力意志,语料选用的是中英家庭婚姻法。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基于主题结构发现的我国学术话语权研究态势分析

学术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代表,揭示其相关研究的主题结构与发展态势,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地位,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CNKI中与学术话语权相关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源,通过复杂网络计算、主题结构发现和科学知识图谱等方法,对我国学术话语权的研究态势进行可视化展示与分析。研究发现,2001—2020年,我国学术话语权相关研究稳步增长,研究主题可分为六个子领域,国际话语权是当前研究的核心主题;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作为学术话语权的研究重心,具有把控全局、提纲挈领的作用;学科建设、期刊建设、高校建设等学科与学术建设主题是学术话语权研究的重要内容,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分析

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可分为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时空属性是社会记忆的基本属性之一,伴随社会记忆产生、转换和消失的整个过程;不同的时空秩序决定了社会记忆的不同存在方式。社会记忆的政治之维包含两个内核：（1）社会记忆是一种话语权,这是社会记忆的静态内核;（2）社会记忆表现为一种权力博弈过程,这是社会记忆的动态内核。在政治哲学语境下,社会记忆的实质就是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对话语的掌控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博弈;它不仅促进了社会从理念到事实本身的变迁,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     

把法律作为修辞——认真对待法律话语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命题,既是对法律碎片化的方法校正,也是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法治时代的标志是去革命化、消除政治权威的绝对性,这就需要社会的话语系统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法律话语应该替代政治修辞的权威,所有的政治诉求都应该在法治框架内展开,法律修辞的力量应该超过其他的话语系统,从而成为最常用的思维形式.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人们把思维的重点集中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上,但离开了法治,所有的创新都不会从根本上促动中国的进步.把法律作为修辞是筹划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性措施.     

话语与权力——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论话语特征分析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充满权力冲突的印迹,这种冲突体现了话语生产中的"名利场"逻辑,在深层次内被赋予较多的政治含义.在话语控制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不过是政治统治所巧妙体现出来的一种权力修辞学的游戏,文学理论是权力机制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符码化表现.不同文学观念及其对文学实践的解释,不过是为争夺话语控制权力而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思想表现.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哲学视阈中的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

哲学视角论述建构主义时,把话语分析作为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分析了谁用什么样的话语以何种方式建构社会世界。话语建构社会的哲学研究主要依赖语言和权力两大要素,前者通过叙事话语,后者通过修辞权力。话语通过语言和修辞权力等一起参与社会构建,合谋建构着这个社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