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和影响因素

清初,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受统治者严厉的文化政策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在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发展后,理学和经世实学渐兴,为大同地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和文化支撑。地方官和文人也参与其中,积极支持推动刻书业的发展。至清末,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中也不乏经世致用之书。国家的文化政策、地方官和文人成为影响清代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略论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及其类型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也因为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南宋浙东各地刻书业之间,无论刻书主体抑或所刻书籍,均颇具地域特征,并大致可分为以越州、婺州、明州为代表的三大类型。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期浙东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面貌。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     

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出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文化 ,其出版传播方式的演进 ,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态进程。它保存、创新、发展并延续了中国 50 0 0多年的文化 ,使中华文明惟一成为世界诸文明古国中不曾中断的文明。秦汉印玺、纸、印刷术均是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创造与发明。纸与印刷术传入世界后 ,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作用之大不可估量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毛泽东对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阅读史籍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点评.毛泽东倡导以唯物史观、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厚今薄古等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毛泽东对古代历史、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富有独创性的论述,体现着他颇具特色的古代史论.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出版”溯源与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

马礼逊、罗存德等人编辑的英华字典对译“Publish”，尚未使用中文“出版”一词。“出版”在近代由黄遵宪较早使用，由日制汉字传入中国。追溯“出版”一词的来源，要考察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历史以及中外出版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随着复制技术和出版活动的不断演变，“出版”的概念及其含义也在不断变化。     

浅谈中国古代谍报史

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政治史是一部纷纭杂陈的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斗争史,有效的谍报往往能在政治斗争中占据先机,各种政治势力都注重谍报搜取工作。中国古代谍报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进行对内对外战争,加之长期固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体现了独特的特点,以有计划、有组织、有充分准备的高层次间谍活动,去干扰、影响和破坏敌方的决策者及决策集团的决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间谍战最高也是最终目标。     

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

中国出版史研究自１８９７年叶昌炽发表《藏书记事诗》至今，刚好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前５０年的论著偏重于图书史、印刷史和藏书史，多为考据之作，资料搜集虽丰，但理论阐述不足。中间３０年虽有所改观，但呈不均衡发展状态，直至８０年代以后进入繁荣阶段，高潮迭起，佳作层出，填补了编辑史、翻译史、发行史、版画史等诸多空白，在国际上也出现活跃的研究势头     

佛教中观论与中国古代美学

佛教中观学派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思维义法的浸渍而达成的。突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色空不二的世界观影响了后世对美之真幻和艺境特征的看法。二、对空有关系的否定性辩证阐述形成了“不即不离”的“诗家中道”。三、“双遣双非”法的系统运用使传统美学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言说方式。四、“三谛圆融”说影响了后世以圆为美,贵圆、尚圆的审美思想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中华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华学的创立，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有助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中华史的研究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成果有近百种,其中最集中的是图书装帧形式,视角较为独特、新颖的,有文化、对现实的影响、装帧与时代的关联等。不足之处主要是学界存在不少重复介绍古书装帧形制的作品,具体内容、理论方法、认知模式、资料整理、研究队伍与结构等亦有待改进之处。     

中古时期汉文史学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

中古时期,汉语文化(也即中原传统文化)一直是吐鲁番地区的主流文化。作为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史学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传播的汉文史学典籍主要有经书、正史、别史、杂史、地理类史书。这些汉文史学史书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对当今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巴蜀哲学发展略述

巴蜀哲学是巴蜀文化的精华 ,从巴蜀第一位有著述的哲学家严君平开始迄清末的廖平 ,巴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两汉至魏晋的经学阶段 ,隋唐三教并盛的阶段 ,宋元明的理学阶段 ,明末清初迄清末批判理学及其君主专制与经学终结的阶段     

中国古史分期论要

以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中国古代社会可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从传说时代到商代的远古社会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其文明同其他古代民族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是从西周开始的.从西周到西汉的上古社会是其经受第一次考验并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从东汉到唐前期是其再一次经受考验并得以完善的时期.从唐后期到晚清是其定格与守成时期,同时也是它进入自足的封闭状态之时期.     

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

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有过深入剖析和独到见解,但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胡应麟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把握中国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史的论述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勾画出了中国小说发展进程的清晰轨迹。胡氏小说史研究与其敏锐的史家意识密切相关。胡应麟小说史研究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应该有其相应的位置。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疏误指正

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中存在一些疏误,文章对此略作指正。     

试谈裴子野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