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番屯的“再土司化”及其原因

金川之役结束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设屯”,建立起兵民番练四种类型的屯田。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地区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态势,但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屯弁却随着屯番兵的频繁随征而逐渐获得世袭,屯守备不断扩张权力和权势,进而在清末民初控制了番屯各方面权力,因此被普遍视作“土司”。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的原因与屯制有关,但根源却是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造成行省体制与藩部体制在金川杂糅并存,使得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屯兵屯民等移民与屯番屯练因土地资源分配形成的空间区隔被固化,而番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与土司制度相应的社会文化。     

大连市俄罗斯风情街语言景观分析

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的新兴研究领域,主要分析公共空间中各类语言标牌的意义。本文采用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将大连市历史街区——俄罗斯风情街中的语言景观分为自上而下的语言景观（景区标牌等）和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商店标牌）。一方面运用场所符号学理论对自上而下的语言景观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从语言组合、语言特征、规范表达等方面对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进行分析,揭示其隐含的问题和社会语言状况。以期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南疆自下而上语言景观研究——以墨玉县和库车县为例

语言标牌是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语言景观研究通常将标牌区分为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两类。本文采取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对南疆部分地区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商铺标牌）进行研究。以语言形式为着眼点,描写南疆地区商铺标牌的语言特征,从商铺名称的语符组合情况等语言形式来分析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意义;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存在用字、翻译不规范等不规范现象;最后针对不规范现象提出几条有针对性的建议。     

“五四”运动以来民间语言研究的传统与新时期语言民俗学的开拓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俗学自“五四”时期兴起以来 ,在开始阶段曾对口头语言问题非常重视 ,并开展了不少相关的活动与研究 ,在当时有着特殊的作用与重大的影响。但后来很长的一段时期 ,民俗学领域的语言研究开展得很少。黄涛所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是民俗学领域内对语言民俗进行专业研究的开拓之作 ,在语言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而且较为成功的尝试。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

本文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作了宏观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分期,把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起步阶段（1992-2000.9）;（二）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阶段（2000.10-2015.4）;（三）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提高阶段（2015.5-）,并分别梳理和归纳了各个阶段研究的主要情况和特点。     

“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综述

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英国、美国、中国两岸三地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4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29篇。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再论乡村振兴中的“新三农化”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社稷国家,以农为本一直是国家政治的根本。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变革,传统的“三农”必将面临“新三农化”的转变和转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做到守正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文章从农民新社民化、农村新城邑化和农业新产业化三个方面试析之。     

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问题思考——兼评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所谓的“还账说”和“驱赶说”

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建构是影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定历史背景下曾经对民族团结、民族关系影响积极的所谓的"还账说"、"驱赶说",其负面影响逐渐放大,对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及时调试,这是把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进一步推向深入的重要力量。     

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

16 42年 ,在拉萨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 ,藏传佛教格鲁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 ,成为满清中央王朝在西藏地方的代言者。从某种程度上 ,为了自身教权利益 ,以宗喀巴大师主张效仿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派 ,一头钻进政教合一制度。拉萨四大“林”就是在这种制度上相继应运而生 ,成为格鲁派在拉萨除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外重要的四座政教并轨大寺庙。本文就四大“林”的成因及其各呼图克图如何领受“摄政”之重要职务 ,以及各“林”之历史和历辈呼图克图的历史等问题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杭州市语言景观分析——探索多元城市形象塑造的新途径

作为社会语言学新兴的研究方向,语言景观研究聚焦于公共领域内各类语言标牌。官方语言标牌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对城市发展定位的考量和城市的特点。本研究从语言景观的视角出发结合场所符号学理论和社会语言学关于公共标识语言选择的原则对杭州市重点交通场所和西湖旅游景区的官方语言标牌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表明语言景观有助于城市形象的塑造。杭州市官方标牌即体现了国际化趋势又蕴含着古典文化底蕴,在打造多元城市形象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论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优劣"

本文从语言的结构和形式没有简单与复杂之分 ,语言没有难学与易学、发达与原始、优秀与低劣之别的角度 ,驳斥了偏颇和错误的语言价值观。作者认为 ,任何一种被使用着的语言 ,都是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完整的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 ,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在有效地为其使用者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而且常常是只有本民族语言才能更好地满足该民族成员自身的需要 ,才能更有效地表达和象征该民族的文化。     

“所”字的语法化路径及其成因探析

"所"字是一个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虚词,因此,研究"所"字的语法化过程及其成因,不仅有利于我们弄清"所"字语法化的成因与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汉语语法化的理解。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虚词"所"的语法化历程,分析了"所"字语法化的成因与机制。     

“回回”：历史解释与文化表述

历来对回族族称的解释仅限于正统的历史考证的方式。本文认为 ,虽然回族族称有其历史的客观性的一面 ,但在现实发展中又逐渐显露出其非历史的主观性的一面 :即作为文化主体的回民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中对自我的阐释 ,这些阐释体现在回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及回族学者的著述之中 ,并流行不衰。从历史的考证来看 ,回族族称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但在作为穆斯林的回民看来 ,这里体现着来自造物主的意志 ,即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一种自我的文化表述 ,其中体现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自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思考 ,是回族文化 (说汉语的穆斯林的文化 )的起点和终点     

“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

“历史/历时”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的两个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的多元历史证据、仪式音乐与文化建构、“道得尔”历史流变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读,实现对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在“历史/历时”研究领域的重要个案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探讨.     

“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

历史/历时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的两个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的多元历史证据、仪式音乐与文化建构、道得尔历史流变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读,实现对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在历史/历时研究领域的重要个案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探讨。     

语言唤醒与《格萨尔》“神授”现象

中外学者很早就有人提出“语言唤醒”一词,语言唤醒究其实质来说就是在内外环境的刺激或激发下,语言潜力被开发出来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心理唤醒和语言唤醒表述了相似的内容。对于《格萨尔》“神授”艺人的神奇语言能力,学界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文章认为：从心理唤醒的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可以合理解释“神授”艺人们的神奇语言能力。     

“多余人”向“新人”的过渡——罗亭形象再认识

＂多余人＂和＂新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公认的第一个＂多余人＂,而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和叶琳娜被视为＂新人＂诞生的标志。《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传统上一直被看成是＂多余人＂的又一典型,然而有些学者也提出反对意见。通过罗亭与其他＂多余人＂的对比,以及罗亭与＂新人＂之间某些内在联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罗亭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是＂多余人＂向＂新人＂过渡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