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

唐代前期的外交管理体系已趋完善成熟,三省六部九寺制度下的外交管理机构分工细致,配合严密。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使职差遣制度盛行,原有的外交管理机构尚书主客司和鸿胪寺变为闭简部门,由宦官把持的鸿胪礼宾使,控制了鸿胪寺和礼宾院的实权,客省使把持了客省,从而控制了外交管理之实权。虽然唐前期奠基于三省六部九寺职官体制之上的外交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并未废止,但其职权已被各种使职差遣所取代,形成了一种皇帝和中书门下直接指挥之下的由各种使职差遣具体贯彻执行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的新的外交管理体制。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对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外交管理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代职官制度之使职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唐代职官制度之使职的产生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因素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权力的需要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职官制度的自身因素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使职自身的优越性是其产生的关键原因。唐代使职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固定性与系统性、主导性与重要性的历史特点。     

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两宋的馆职选拔,学士院试是一主要途径。学士院试馆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极盛,此后便趋于衰落。至南宋高宗朝又得以恢复,直至南宋末期。所试科目,北宋主要考试赋,以仁宗朝最为突出。南宋则仅试策。考试合格者,北宋所授馆职主要是三馆秘阁官,南宋则为秘阁馆职,且主要是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帝王特除是可以免试的。南宋时,状元、词科出身者也可以免试。     

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

隋唐中枢体制前后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旧史记载的缺陷,这种变化长期不为人所注意。人们研究隋唐政制所依据的《唐六典》,反映的是唐前期的制度,两《唐书》职官志基本上是抄袭《六典》,《通典》也是按唐前期的设官序列叙述。后人论述隋唐官制的论著虽多,但大多没有摆脱《唐六典》的案臼。因此,至今唐代整个中枢体制的转折和演变仍暖昧不明,这不能不说是是隋唐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文拟在广泛汇集史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考察,试图粗略地勾画中枢新旧体制演变的轨迹。     

试论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

(一) 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仿照《唐六典》,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官制改革。这次改革,在宋代的职官制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史称“元丰改制”。北宋王朝建立后,沿袭唐末五代以来已形混乱的官制体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敷衍扩充,因而官制越来越乱。其次,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使职差遣制,到北宋初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固定性的实际官职。由于不断地增设使职而原有职官不废,遂使冗官充塞和官衔与实职分离。再次,赵匡胤兄弟为防止大臣专擅,有意地分割事权。某一事权,常常要由几个单位     

西晋职官升迁与资位秩序

西晋职官升迁制度存在进阶与增位两种形式,构成以官资等级为基础的仕进秩序.官僚仕进主要依循由内官重要职位为中心构成的官资等级,这一等级细密而复杂,与九品官品有所区别.西晋官僚制呈现出官资与官位合一的特点,使官位超越了职位意义,形成仕进制度的资位秩序.职官升迁由于内官资位的主导地位,使吏部铨选内外失衡,促成甲午制的出台,由此造成外官附从内官资位秩序格局的进一步深化.官资与官位不断融合的演变过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度以资位秩序为中心的主流发展方向.     

古代官僚制度的特点

卜宪群在 1999年 12月 2 4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 ,古代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 ,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 ,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 ,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 ,行政文书的运转 ,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古代官僚制度还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官僚制度下的各级官僚本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 ,但他们附属于国家机器 ,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官僚制的设官分职、运…     

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

唐地方行政级制伴随着一系列使职的设置与发挥作用而发展演变.初唐在正常官制之外临时差遣巡察、安抚等特使,对两级行政制带来的问题进行补救;玄宗时按道广置采访等使,使职已具有较广泛具体的行政实权;中晚唐节度、观察等使常设化、固定化,道(方镇)成为实际一级行政机构,地方行政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     

宋朝制置使考述

制置使之设始于唐代,到宋代成为一个普遍设置的重要职官,其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通过厘清制置使的发展脉络,可以深刻地了解两宋时期职官制度的若干特点,制置使性质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与南宋不同的时代特征.     

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北宋宫观官设置始于太宗,真宗崇道而增重其事,宫观官制度遂成.北宋前期,宫观官多由朝廷重臣兼任,经常参与宫观管理及道教活动,实理其事.熙宁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等原因,宫观官成为统治者用以"佚老优贤"、处置异己者的闲职.徽宗时,出现了挂空衔而食禄的祠禄宫观官与实理其事的兼职宫观官并存的局面.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其形成、发展、高潮均在北宋,南宋沿袭之.     

再论西夏的官与职——以西夏官当制度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译《亥年新法》等西夏文法典,对西夏职官制度中"■"(官)、"■"(职)问题作了系统梳理,指出西夏中晚期官阶复杂,仅六品以下至少可分五个层级,280多阶;"■"(职)即职事官,共七个层级。西夏以职定阶,次等司正(■■■■)以下各职所对应官阶一般为四到两个。在革职时,通常以该职所对应最高官阶算。恩荫制度中,只继承官阶,而不任职。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论唐宋时期的文思院与文思院使

文思院是唐后期设置的属于内廷的制作机构,并为后世各朝所沿袭,直到清代才废去不置.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文思院与文思使的发展演变情况,论述了文思使由唐代的内诸司使,至宋代成为西班使臣,再到明代沦落为低级职事官的演变历程,并对文思院的职官设置及职能演变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述.     

西夏的官品与官阶——西夏官吏酬劳制度研究之一

西夏的职官制度以承袭中原传统官制为主，官品、官阶数量繁多，用以强化官员身份性、等级性，并利用这种等级的激励作用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另外，西夏的官品、官阶制在运作过程中所衍生的官吏的各种特权、待遇与礼遇等，体现了官品与官阶的功用是明显的和直接的。     

金朝官僚等级制度初探

关于金朝官僚等级制度，现存史籍记载并不清晰，前人研究也不多。这一问题，可从官员俸禄、致仕待遇、官员服饰、封赠与门荫、墓葬和谥号、官员仪从等几个角度来分析。金朝官员俸禄的发放标准，在海陵王时期前后经历了由以散官品级为依据转为以职事官品级为依据的过程；官员致仕后待遇的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职事官品级和任职时间；在影响官员服饰等级的因素中，职事官品级无疑是最重要的；官员得以封赠父祖和门荫子孙的主要标准是散官品级，职事官品级则发挥了调节性作用；官员去世后的墓葬规格是依照其散官品级来确定的，谥号有无则是由职事官品级来决定的；官员仪从配给的标准为职事官品级。总体而言，金朝官员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应是职事官品级。     

明代文职升迁述论

明朝的文职是一个等级序列。等级的构成及前后变化,典籍中或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升迁是职官等级关系的具体体现,以升迁作为考察文职等级的参照,或可裨补阙漏。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正方家。把文职看作一个等级序列,所谓升迁,即等级的改变。明初“设官,以品秩为上下”,等级的构成比较简单。其后,等级的确定日渐繁杂,但品秩仍是最基本的因素。所谓品秩的确定日渐复杂,指其他各种影响的加入,如职掌轻重,居官内外等,于是有同品秩的升迁或高品秩官向低品秩职官的升迁,这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以品秩为上下”的等级规定的修正和冲击。     

辽代宣徽北、南院探讨

关于北、南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官设置时间,系于会同元年甚为妥当。宣徽院不是契丹本族政权机构或职官体制中所固有的,而是吸收、改造唐朝、五代甚至北宋的有关制度设置并逐步完善的。北面朝官系统中,设宣徽北、南院,官设"北院宣徽使"、"知北院宣徽事"、"北院宣徽副使"、"同知北院宣徽事",宣徽南院设官,与宣徽北院只有"北"、"南"之别。宣徽使承担"御前"各类事务,辽代宣徽使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带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在军事及其它相关事务中也充当一定的角色。辽代对宣徽使的铨选没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由低位向高位,由南院向北院,由其他相应级别的职官迁调至宣徽院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线索。     

吏部尚书在唐代后期的政治表现

唐代后期的重要职官吏部尚书在法理上具有应有的职能,与前期并无二致,但这时吏部制度已较成熟完备,而唐代官僚系统的中枢运行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尚书省职权与地位的也因之变动很大,吏部职能的体现并不如唐前期充分。在实际作为上,其担任者仍一定程度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有些吏部尚书发挥职权的影响颇值得关注。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吏部尚书因承袭前期完事的制度职能,在本身制度建设上贡献不大,其与政治的关系更多与其担任者本身地位及时局变化有关联。     

从爵的法律特权变革的角度再释法律儒家化

周代的内外爵、战国秦汉的二十等爵和魏晋以后的五等爵,都主张有爵者享有法律特权、实行同罪异罚,然而它们之间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建立在宗法制与分封制基础上的周爵的法律特权只有大夫以上的贵族才能享有,体现了亲亲、尊尊的礼治精神和君臣间的礼敬。二十等爵的法律特权是法家为了贯彻农战政策而将爵的尊贵性与刑罚的严酷性、威慑力协调起来的产物,具有非贵族化、扁平化、工具化和受法家国家本位思想影响等特征。随着二十等爵向五等爵过渡,爵的法律特权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的贵族化历程,最终在魏晋时期因世家大族的壮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彻底成为官僚贵族的专属物。由此可以把法律儒家化重新解释为从法家法律特权到儒家法律特权的过程。     

试论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会行为及其形成原因

唐前期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上，其短期性特点较历朝历代更加突出。外戚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命运的短暂周期及外戚权力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也使唐朝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我行我素，不顾礼法，及时行乐，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以自我为中心，在社会行为上倒行逆施，骄横不法，在社会生活上奢侈淫佚，竞相豪华，逞欲胡为。外戚短期行为导致官闱秽乱，暴虐腐化，使唐朝廷内官僚、士大夫结党营私，玩弄阴谋，使朝廷上层常处于血腥之中，由此形成唐前期政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