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臣士民的“环保”言行评价

"环保"意识,不是现代人才有的专利;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古人已有"环保"的理念与措施;宋代已初步形成传统的"环保"理论与措施体系。中国传统的"环保"意识与现代的"环保"观念虽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宋代一些君主、朝臣与许多士人以及大量的普通百姓包括僧侣等多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曾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环保"主张,有些言论客观上甚至包含有希望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并且采取了一些至今值得肯定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有益措施。宋人"环保"言行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环境相适应的。因地广人稀,宋代的气候、水文与生物环境在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相对原始的阶段,与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要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宋代国信所考论

主管往来国信所(简称"国信所")是两宋专门负责与辽、金两国外交的事务机构,国信所的设置,说明两宋时期外交事务及其管理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这是宋代外交及其管理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国信所的设置不仅为宋与辽、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也对促进宋与辽、金之间的和平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编例性质考论

宋代编例是将已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对宋代编例的性质有所争议。宋代例、例册与编例共存,例是例册和编例的素材,先有例,后有例册,再有编例。宋代之前的判例法经历了从秦汉的比附到唐代确立例的地位,自宋代开始,例成了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清代最终实现了律例合编。宋代编例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历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是对例进行编修并将其上升为立法活动的过渡时期,可以发现宋代编例无论在体例、形式还是程序的视角中,其性质都属于立法活动。     

宋代杂税演进考论

宋代是中国古代杂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杂税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依循合并程度的差异,杂税在宋代经历了多税种的杂变之赋、单一性杂钱及与新杂税并存三个阶段。这一演进过程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杂税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努力,其目的是促使杂税税种简化、税率固定,并最终实现杂税的依法管理,反映出杂税本身自我发展的规律性,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博弈的必然结果。宋代杂税的历史演进反映了中国古代杂税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性。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宋代济南三词人考论

文对宋代济南籍三位词人的生平事迹及其词作进行简要的考辨与论证,从中发现:其作品虽所存无多,却自有特殊的词史价值;研究这些词人及其作品,可以更全面地观照宋代词坛之景观,亦可为探讨齐鲁文化的历史承传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光武君臣以史为鉴论

史学最普遍而有效的社会功能应是以史为鉴,东汉光武君臣就是比较成功的典型,为《后汉书》所称道。东汉较西汉统治稳定得快,兴盛要早,其因就是光武君臣能以史为鉴。首先,妥善处理功臣;其次,防范外戚;第三,限制诸王;第四,避免周边用兵。尤以妥善处理功臣最为突出,与西汉初杀戮功臣对比鲜明。这与光武君臣文化素质较高有关。然光武帝强化君权又为以后外戚、宦官专权埋下祸根;优待功臣又使豪族地主势力膨涨,激化了社会矛盾。东汉最终没有逃脱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厄远。     

宋代“修韵官”考论

“修韵官”一词可用于指涉在官修韵书纂修过程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官员。他们的工作涉及到韵书修撰的各个方面。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岗位,具有因事设岗的显著特征;它是一种“兼职”,一般由担任其他官职的人员兼任,并不属于正式的官制系统。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团队”,体现了严密协作的团队精神。研究宋代“修韵官”,既有助于满足今人对宋代官修韵书纂修者进行系统了解的诉求,也有助于借此管窥宋代文化范式的丰富性与独特价值。     

宋代士人阶层向下流动原因考论

宋代社会阶层流动异常活跃，尤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阶层向下流动。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多方的机会结构驱使下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提升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宋代科举制度的两面性虽然存在，但不影响统治阶层将其作为调节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当仕宦家族的地位仍需依靠科举考试来维持时，宋代社会的性质已然有所改变。     

君臣之道

君臣之道，其实是人间最难。做臣子的太聪明了不行，所谓功高震主；做皇帝太聪明了也不行，所谓人至察则无徒。诸葛亮对幼主阿斗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所以最终遭阿斗忌惮，功败垂成。崇祯皇帝对臣子太讲规矩，明察秋毫，凡错必罚，所以最终众叛亲离。     

宋代国家对官员宿娼的管理

身体一直是受社会规训的对象。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身体行为,包括男女关系,势必受到一定约束。宋代国家逐渐禁止官员与官妓宿眠,律令、官箴在此问题上都有反映。究其原因,除了宋代伦理道德观的强化,还由于文官政治的发展,官员的行为需要更加符合行政体系的运作规范,加强对官员的身体管理成为国家实施权力的一个借力点。自宋以后,禁止官员宿眠官妓成为定例。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考论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是在宋哲宗元祐初年,朝廷废除了府界提举常平司的背景下,为防范府界提点官大权独揽、侵占常平钱物而设立的.开封府界提刑与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并非"同官而异名".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设立后,主要掌管常平钱物、灾害赈救、刑狱审判、盗贼缉捕等事务.它的设立,有效地分担了府界提点官的负担,加强了对开封府周边地区的治理.其对宋徽宗、宋钦宗朝乃至南宋初京畿路提刑司的复置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为:一是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如直接纳入礼典、将祖宗神御置入道观、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等;二是国家多方扶植道教,主要表现在政治支持、经济赏赐、大修宫观以及临幸、题画等方面;三是道教参与国家礼制,这一点在吉、嘉、宾、凶等礼上都有所展现;四是道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不过,道教对国家及国家礼制也有危害,主要表现是扰民惑众、违礼犯分和劳民伤财。     

宋代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问题考论

妓乐是宋代地方官员宴饮聚会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娱乐性活动,宋朝政府从诸多方面对这一奢侈享乐活动的开展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仍旧不能避免地方官员频繁地参加妓乐宴会,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造成两宋奢靡享乐的官场风气,破坏了各级地方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大量的财物、人力支出也使得地方财政以及百姓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韩非“君臣互市”说谫议

"君臣互市"说是韩非君臣观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出韩非政治思想"君权至上"的理论实质。韩非从人性之私的伦理内因、君臣势异的政治外因和公私争利的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深刻诠释其"君臣互市"的政治主张。坚持"君权至上"的根本立场,促使韩非的"君臣互市"说走向极端化"尊君卑臣"的政治歧路,造成君、臣关系的内在失衡,陷入恶性发展。"君臣互市"说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专制权力下君、臣关系的真实内涵,但片面化认识君、臣之间利益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性,导致韩非无法推动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