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论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

自古明王圣主,莫不以尊师重道为标榜自己。自宋太祖起,宋代皇帝对自己的潜邸出身官员都有着不同于其他臣僚的亲厚和信赖。这些“帝师们”在朝廷上为臣僚,在藩邸、东宫则为师傅。囿于他们的双重身份,新老两任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异于其他官员。宋神宗被誉为“北宋除太祖以外唯一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大有为”,致力于改变宋廷“积弊”,且矢志不渝。宋神宗的潜邸出身官员被其视为“忠臣”,并与王安石及其变法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神宗朝的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探究历史上的变法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建功新时代提供文化滋养。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五代的枢密直学士

本文主要对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出身、转迁和职权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出身基本都是文士,并且大都是皇帝在藩或枢密使担任节度使时的幕僚。其转迁主要在中央文官系统中进行,其中翰林学士和端明殿学士被视为正途和首要之选。其主要职权则经历了从"承领文书,参掌庶务"到"升殿侍立,以备顾问",进而又到"宿于禁中"、"主谋议"的过程。它反映了枢密直学士职权的不断加重以及与皇帝关系的不断密切。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枢密使的权力,发展到宋代,枢密直学士往往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实际长官。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     

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郭学信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社会地位、精神风貌都表现出与宋前士大夫阶层许多不同的特质，这固然与宋代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联。正是伴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细密周全，一个在政治地位整体面貌与观念方...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刘安泰一、科举制度的定型与完善宋代人才辈出,与科举制度的完善有直接关系。宋朝皇帝接受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一开始就重视科举取士,实行文官政治。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①之誓;宋太宗赵光义也说过,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     

从《三国演义》看“忠”的观念的沿革演变——《三国演义》伦理观纵横淡之一

《三国演义》所叙写的时代,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文臣武将、风云聚会的时代。其间众多军阀集团与傀儡汉帝之间的君臣关系,各个集团中的文武臣僚与其首领之间依违不定的主臣关系,都涉及到封建社会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观念——“忠”的问题。书中虽然歌颂了一些忠君死节的正统思想,但也出现了很多与正统的、传统的君臣关系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汉武帝时期帝、后关系探微

文章从情感、家庭、政治层面探寻汉武帝与两位皇后间的关系。情感上,两位皇后将全部的爱倾注于丈夫武帝,武帝未能做到;家庭中,帝、后虽为男主人和女主人,但皇室家庭中的特殊因素会影响到二人间的关系;政治层面上,帝后关系更是君臣关系。文章通过对汉武帝时期帝、后关系的探讨,不仅能窥探有汉一代的帝后关系,更可窥探到当时经济、政治、思想等相关的时代背景。     

宋代的皇帝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国家形式,是皇帝专制制度与中央集权制的结合。宋代官制,是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官制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毫不例外,皇帝盘踞于整座官僚机构金字塔的塔尖。皇帝,与攀附在皇帝周围及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后宫、东宫、宦官、学士院、翰林院等机构,构成了一整套皇帝制度。赵宋皇帝制度,比唐、五代更务实,亦更为坚强。它有效地维护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发号施令权,维护着皇帝的终身制和世袭制,遏制了后宫、外戚、宗室、宦官对朝政的干预,避免了类似汉唐的外戚与宦官之祸。宋代自太祖赵匡胤至度宗赵祺,传了15帝,统治了305年(不包括流亡政府)。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湖北麻城帝主信仰及其流传

湖北麻城帝主宫所奉主神帝主,又称福主、土主、张七相公,紫微侯,民间又称之为盖天帝主.帝主信仰起源于宋代的麻城,明代在鄂东地区得到传播,后随鄂东移民的足迹,影响及于鄂中、鄂西南及四川等地.帝主信仰的传播,与宋明清三代国家的赐额与封号、麻城籍士大夫的鼓吹、黄州商人的推波助澜、以麻城籍为主的鄂东移民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三教共相:宋代皇帝气象——以《宋史》本纪为中心的考察

"本纪"对于解读正史所反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宋史》本纪记载皇帝气象具有三教共相的特征,反映了宋代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特质:帝诞气象的三教交融,拓展了皇权的文化基础;皇帝个体、群体素质及其家国政治气象的三教合一,表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三教共相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展现形态,其中蕴含了宋代之所以为宋代的主要原因。     

宋代献俘礼渊源递变述考

献俘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一种。在宋代,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为了接纳各地投降君臣,献俘礼因之成形。从实际程序看,宋代献俘礼主要继承自唐、五代时期献俘礼仪制。广义的献俘礼包括献俘、献馘、告礼等;狭义的献俘礼,即皇帝亲见来降君臣,具体包括五个步骤。南宋时,北宋的献俘礼实际上被放弃不用。从宋代献俘礼的渊源、递变过程,投射出宋代在既不推崇军功,又需要彰显军功的矛盾之下,在固守窠臼与尊重实际二者间寻求平衡的治国理念和措施。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