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禄赞萨逻墓志考释

唐禄赞萨逻墓志墓主人的姓氏、籍贯、亲属,以及投唐的时间等信息,皆与禄东赞家族的信息相吻合,但此人与史书记载的其家族圣历二年投唐事件无涉。考察墓志可知,吐蕃论氏家族的投唐事件至迟在武周垂拱初年就已有发生,而史书缺载。另据此墓志,《元和姓纂》尚遗漏早年投唐的论氏家族成员论钦陵子禄赞萨逻,而且早在垂拱初年已经投唐的禄赞萨逻就以禄为姓。另外,由禄赞萨逻投唐事件,我们还可以窥见吐蕃上层昔日斗争的更早的一些内幕。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的这番权力之争,至迟在唐武后垂拱元年就已经明朗化了。     

8～9世纪吐蕃入迁河西及其影响

河西地区在吐蕃统治的80余年间,除了吐蕃自身在这里较多地接触到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吐蕃对迁入地的影响,即出现了吐蕃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吐蕃采取强制政策的结果;同时,在吐蕃入迁河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以藏语言命名的地名.     

《唐会要·葛逻禄国》疏证辨误

《唐会要·葛逻禄国》的记载过于简略且多有错乱.葛逻禄分布在西、中天山北麓地区,唐朝曾于649年在葛逻禄、悒怛二部置“葛逻州”.车鼻部居地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内.郁督军山左右的葛逻禄人是唐朝讨伐车鼻可汗后于650年安置在该地的,713-741年间转为回鹘属部.天山北麓亦自744年冬开始为回鹘领辖.葛逻禄朝贡献马的时间是715年.突骑施乌苏米施可汗是744年5月或稍前某月被磨延啜俘获,当年10月被杀的.突厥叛酋阿布思(李献忠)是753年被葛逻禄俘获,次年由程千里解送京师的.葛逻禄集团于758年2月13日-759年2月2日间移徙至西天山南北地区.     

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

本文综合汉藏文史料的记载 ,说明为了和唐朝争夺对洱海地区的控制权 ,7世纪末 8世纪初 ,由于内、外部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 ,吐蕃势力曾经先后两次进入洱海地区。本文同时希望通过对吐蕃两次进入洱海地区不同背景情况的分析 ,说明正是由于唐、吐蕃在这一地区的激烈争夺 ,才最终造就了南诏的兴起。     

论吐蕃王朝的行国政治——兼论“国都逻些说”

行国政治是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最高首领及其宫帐的居止之所,亦即国家阙廷之所在,也就是举国的政治中心。文章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及相关史料分析吐蕃政权的性质问题,进而论证行国政治之成立,具体表现为吐蕃社会逐水草无常所,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初探

本文运用敦煌、吐鲁番等地所发现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既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法律传统,又对唐朝司法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模仿与借鉴,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社会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吐蕃赞普乞里提足赞刍议

从历史事实和对音情况分析,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卷中的"乞里提足赞",不是赤德祖赞(khri-lde-gtsug-brtsan),而是赤祖德赞(khri-gtsug-lde-btsan),"提"字对音似不是lde,而可能是字母t。附带提及了写卷中的两个称呼--"坐禅人"和"圣神"。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吐蕃入滇与滇藏交通的发展

吐蕃入滇后,滇藏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根据南诏、吐蕃的文物考古资料及汉文史籍中关于8世纪滇藏人员往来和与之相关情况的记载,以及双方人员往来特点的分析,可以在滇藏主要交通线及其走向、道路状况与保障措施、主要交通线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得出一些初步认识,大致勾画出这一时期滇藏交通发展的基本轮廓。     

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 ,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 ,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 ,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敦煌文书P.3885号中记载的有关唐朝与吐蕃战事研究

敦煌文书P.3885号中的《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制[开元]二十九年燕支贼下事》记载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率军进攻唐朝河西陇右地区的进军路线、吐蕃在今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磨环川等地的军政设置、佛教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军队与唐军交战地点以及唐朝河西陇右节度使辖区的军事布防、节度使盖嘉运上任后面对吐蕃进攻采取的军事行动等方面史实,弥补了传世史籍中有关记载的不足。     

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吐蕃斥候考

在吐蕃的军事力量中,有一支长期以来被诸多研究学者所忽视的力量,那就是吐蕃的斥候.吐蕃斥候为吐蕃政权的崛起,为吐蕃军事所取得的辉煌战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史料的缺乏,学术界对吐蕃斥候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根据一些零散的古藏文资料对斥候作一初步的考证,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吐蕃与大食早期经济往来

从远古时代起,青藏高原地区就与华北、葱岭以西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往来,吐蕃王朝的建立为促进青藏高原的统一,发展与青藏高原外部的联系创造了条件。吐蕃不仅积极参与东西方丝路贸易,而且其在西域、中亚的军事活动本身就兼具商业目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吐蕃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吐蕃的综合实力,同时也为吐蕃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吐蕃军队的索巴

斥候(索巴)是吐蕃的情报人员.根据斥候的特点可以将其细分为普通斥候、坐哨、嘹望哨、隘口斥候、后备斥候和潜伏斥候等.由于后勤供给不足,斥候日常生活比较困难.在对斥候的管理上,具有比较成熟的管理办法,如请假、抓捕逃跑的斥候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等.从斥候完成任务的过程来看,斥候具备较强的侦察能力和良好的专业素质.     

吐蕃驿传制度新探

吐蕃王朝模仿唐朝驿传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驿传体系.吐蕃驿传制度的馆驿设置、信使田的配给、公文盖印、对馆驿人员和信使的监督管理,烽火通信及驿券的使用都可以看到和唐制有着相似之处.另外吐蕃驿传制度也存在自身特色,驿传系统归属军队管辖,人员设置和划分受"桂"(rgod)、"庸"(g·yung)制度的影响,从民间征集驿传工具,以铁箭、银(白铁)鹘为传符,都具有浓厚的吐蕃色彩.吐蕃对河陇、西域驿路的经营,使8-11世纪都州、廓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鄯善、于阗之间的联系交流大为加强,吐蕃驿传制度对后世西夏和元朝西藏地区的驿传制度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朝君臣建构“吐蕃观”之研究(上)

吐蕃自公元7世纪统一西藏高原以后,持续积极向外扩张,影响所及,唐朝西陲风声鹤戾,自陕西陇坻以西,包括河西陇右诸地,相继沦陷。面对如是强敌,唐人自初始与吐蕃接触时,所得诸如:"不知有国之所由"、"其种落莫知所出"、"然未始与中国通"等完全陌生的印象。至吐蕃发展成唐朝最大边患的过程中,唐人如何建构"吐蕃观",包括对吐蕃的认知、对吐蕃的观感、对吐蕃的概念,以及如何刻画吐蕃的形象等,都是本文所欲探究的课题。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史地考证

本文利用藏汉文史料，对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的建立年代、治所、辖区范围、历任长使等问题一一探讨，提出己见。同时，对宣慰司辖下的各个军政机构次第考证，有助于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