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大历史课题。这次全会对国家制度治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作出决策部署,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管长远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城市韧性治理的不确定性困境及其应对

韧性治理被广泛认为是应对城市不确定性的有效治理模式,现有的城市韧性治理策略遵循着“承认不确定性——利用可能性知识面对不确定性——恢复与重建确定性”的治理路径。这种韧性治理尽管在理念上突破了传统的确定性框架,但其追求的仍是一种确定性,即确定的可知的未来。在今天的城市中,稳态更像是例外而非常态。在从“确定的不确定性”转向“不确定的不确定性”过程中,城市韧性治理在本体论层面面临着概念模糊与目标保守的困境,在认识论层面受制于时间认知的滞后性与空间认知的异质性,在方法论层面受到不均衡实施及其依赖量化与功能性评价的挑战。韧性治理想要不断适应城市发展,就必须摒弃确定性追求,其最终目的不是预测和规划一个确定的未来,而是提高基于系统的整体性、前瞻性和长期性的适应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变化。     

低碳城市的公共治理系统及其路径

低碳城市的公共治理已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中国城市高碳化发展现实需要城市治理模式的优化.低碳城市发展系统由行政体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制度等多元系统合作构成.按照公共治理的逻辑,低碳城市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明晰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也需要企业技术创新以转换低碳生产模式,还需要市民社会切实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在城市低碳治理进程中,应重视并协调各城市主体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区块链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优势与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难题需要运用创新性、前瞻性和科学化的思路与方法予以化解。区块链作为数字技术的突出代表,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匿名性加密性等优势和特征,为解决城市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可行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区块链嵌入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也不是万能的,它还会存在技术异化风险,要求人们科学处理科技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在实践中找准实践路径,做到既注重治理效率,又兼顾公平,始终坚守区块链发展为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价值导向和根本原则。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困境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它既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演变,更是指个体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城市化对个体的影响明显体现在城市认同之中。中国城市化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为进城务工者融入城市生活体系造成了诸多障碍,使广大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问题。如何从制度层面、政府管理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不是自生自发的。责任政治建设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有利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政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责任政治建设强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配,疏通了制度运作中的梗阻,切实增强制度科学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责任政治建设激励多元主体活力、强化制度执行环节、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责任政治建设培育"行政伦理"与"公共精神",塑造有利于责任政治运行的责任观念,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地方立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和重要路径,也为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提供必要支撑和试验探索。随着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重新分配,需要从国家制度图谱、立法授权边界、地方治理需求等方面的要求出发,系统梳理和把握地方立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在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同时,减少地方立法冲突,增强地方治理的制度共识。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立法应在领导制度、主导机制、立法与改革的协同机制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改革和完善。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及其对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意义

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兴起于现代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它关注个人关系网络,发展出不同于地位结构观的网络结构观,从网络角度反映城市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城市社会网络研究需要本土聚焦。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学者运用西方城市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分析城市居民的关系网络,揭示了我国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状态和网络结构,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不仅是城市社会网络本土化研究的积极探索,也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