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

建安文学的研究历来多以作者或作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当时文学文本的流传,即文学接受与传播活动的状况,也应是重要的研究方面。互赠诗文、相互品评、配乐歌唱及编撰文集为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的几种主要形式。而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重文轻笔,以及对艺术表现技巧的探索,反映了这时期“期待视界”的变化,并导致一些题材、体裁及创作手法被淘汰,新的内容与形式被采用。因此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是形成建安时期“彬彬之盛”创作局面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以明代女性词人为例

摘要:闺阁与青楼本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其中的行动者自有差别.闺阁、青楼场域的资本积累模式影响了其中女性的文学传播接受活动.启蒙教育、场域文化积累、文学传播情况均使闺阁女性有更多接受文学的机会,同时也承担更多的文学传播义务.而青楼女性的文学接受滞阻更为严重,且对场域的文学传播不发生太大作用.闺阁、青楼女性有相似的文学传播观念,她们较前代女性都有积极传播的意识.但青楼女性更多是为积累文化资本以为稻粱谋,闺阁场域的文学传播观念则相对纯粹.     

从再度创造到审美实现——谈文学传播与接受环节中的文学价值生成

文学传播中的价值创造和文学接受中的价值实现,是继文学价值初始创造之后文学价值生成的两个重要环节。文学传播不仅仅是对文学价值的简单传递,更是传播者依托各级媒介对文学形式价值和内容价值的二度创造活动。文学价值实现是一种受读者"前理解"制约、以对话方式展开的复杂机制,其中包含着读者对文学价值的三度创造。     

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研究

张诵圣教授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湾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她将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的观照焦点,从时间性的赝品、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文学话语在本土结构中容涵、转化、生根的过程;她用半自律、网络状、具流动性的"文学场域"的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张诵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线性时间叙述转向共时问题结构,进行关系主义探讨的富于启示的研究模式.     

艾布拉姆斯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艾布拉姆斯的著作开始传入中国,其艺术理论“四要素”框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艾氏学术著作不断地译介,其批评理论也逐渐为学界所了解。因此,对艾布拉姆斯在国内近三十年的传播与接受进行关照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内学者对艾氏展开研究,而且对国内文艺理论的建设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

文学产生虽然很早,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却是魏晋才形成的,这是"文学自觉"的深层内涵.文学场域是在整个文化场域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中蕴含的权力因素使统治者依靠不断走向自主性的文学去夺取文化权力,文学场域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五四前后文学翻译对冰心早期创作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翻译高潮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改变了彼时作家的创作轨迹。冰心作为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代表作家,有着强烈的传统文学气质,但时代涌动的翻译热潮又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审视社会和自我的视角,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对冰心早期创作的思想观念、表现方法、语言应用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冰心五四时期的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成为研究翻译参与文学建构的上佳样本。     

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与海外传播

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不断推进,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成果逐渐增多,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传播态势。权威译者与出版媒介共同促进了民族文学海外象征资本的生成、转化与累积。从接受情况来看,当代民族文学仍徘徊在海外大众读者的视线之外,但民族书写中呈现的地域特色、国族想象以及关于“自我”与“族裔”的身份诉求却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东方主义”的凝视中,中国民族书写的丰富性不可避免地被西方话语遮蔽和异化。当代民族文学如何突破跨文化交流的困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亟待解决的议题。     

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88年,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陈安娜、藤井省三、吉田富夫、尚德兰、诺埃·杜特莱等对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莫言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究其原因,得益于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世界因素,他将中国传统写实和外国魔幻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艺术地展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内涵,其标志性的莫氏风格成为广大海外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有的民族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使其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知名电影后引发的再阅读,也为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影响与地位。     

论柳永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之传播与接受在明代迅速复苏,其词史地位亦得到大幅提升。此期柳永词因其言婉情真而被众多词籍大量著录,传播之势大盛,但雅派词籍的没落也反映出明人词学趣味的单一与偏执。柳永词的接受则显、隐双线并行,不但其绮语真情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其内在的平民化、通俗化艺术趣味与审美追求亦得到深度认同与广泛接受。     

埃德加·斯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传播

文化乃是各民族维系生存和友展的真正底蕴,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斯诺是世界文化的优秀传播者,他善于独立思考判断是非,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采访陕北奠定了思想基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立即轰动了全世界,陆续被译成法、德、俄、意、西班牙、葡、日、蒙等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金庸武侠小说传播与接受的文化语境

金庸武侠小说的广泛传播是当代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这种景观的出现与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首先是中国数千年以来就绵延着浓郁的任侠尚武的文化传统;其次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而义侠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追求的伟岸人格的理想与儒家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复次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现代华人的心理需求,即渴求英雄的心理和故事型审美心理的表现。     

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的传播——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接受史展开

牡丹因其雍容华贵的姿容、灵异妖艳的传说以及崇游尚富的时风成为唐代文学聚集的焦点,形成极具特色的牡丹文化,影响达至邻国。韩国作家南羲采撰著的《龟磵诗话》,从诗评的角度,倾力展示牡丹构筑的唐代文化与文学情貌。《龟磵诗话》作为一部中国诗话的异国流变体,直接反映了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在韩国的接受样态,对深入研究牡丹文化乃至唐诗风韵均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     

台湾文学的源头与两岸文学互动——读台湾学者杨若萍博士《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

台湾文学的源头在祖国大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明至清代中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通过文人游宦等方式传播到台湾,并且培养了当地的作家。清后期,两岸文学相互促进,台湾文学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台湾文学的发展出路,当今重要的是揭穿所谓“本土化”的面目,坚定地反对“去中国化”和反对“台独”。     

对台湾学界评祖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之述评

祖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起步迄今已20多年,台湾学界始终关注着祖国大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很多批评文章.诸多分歧的视角,展现了两岸学界因相隔所凸显的不同的政治文化想象,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差异.通过对台湾学者的学理叙述位移的考察,一方面可以展现出两岸学界学术风格的多维向度,繁富的思想内涵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两岸学界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建设.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关键词——影响与接受

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关键词--"影响"与"接受"原则上是一回事.但在"关系"数轴运行指向上,前者往往呈现出被动的意味多一些;而后者则与之相悖.外来性和隐含性是前者凸显表征;后者往往是一种理性"拿来"或全盘"移植".健康化的国际间文学(文化)交往模式不仅仅是互动的,而且也应当是平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弱势文学(文化)礼遇"影响"与"接受"之"恩赐"的频率要胜过强势文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