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的方法论辩证——兼论社会学解释方法应当作为宪法解释的首选方法

宪法文本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宪法解释方法重要性的现实基础.原意主义解释方法诉求制宪者的权威,但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历史前理解"使其难以厘清个人理解和制宪者意图的清晰界限;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关注文本的通常含义,但其始终是以不致产生荒谬结果为前提的.社会对宪法解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认同是衡量宪法解释方法优劣的首要标准.社会学解释方法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应运而生,这是其成为宪法解释首选方法的内在缘由,同时,宪法的政治属性和最高性是决定社会学解释应当作为宪法解释首选方法的外在条件.社会学解释方法虽赋予释宪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其是在遵循"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内部规则和解释传统的过程中作出的,故其结果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     

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

作为解释模式的历史语境理论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材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提示出理解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因而成为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对语境问题的理解则展现出不同的预设方案和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选择.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昆廷·斯金纳开创性地运用了“跨文本的语境论”研究范式,拉卡普拉则提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六种基本语境问题.这些语境化历史的理论与尝试既有待于史学实践的检验,也有待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洞察其间所包含的有利于我们构建自身历史语境理论的思想元素.     

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影响因素与生成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分析

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是将人工智能伦理价值和要求转化为国家规范化、常态化的正式性行动原则、集体规约与管理制度的过程,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生成逻辑是完善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体系的关键之义。运用扎根理论对我国人工智能伦理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构建出“条件—工具—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情境、价值感知和政治势能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重要发生条件,经验准备、保障基础和配套支持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必要辅助工具,国际竞合和多元协作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主要联结行为。三者发挥驱动力、托动力和助动力的合力作用,共同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建设进程。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城镇化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4—2020年的国家政策文本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城镇化政策。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NVivo 12质性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类型和城镇化任务两个维度,对2014—2020年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26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政策,可以发现：现有政策存在对环境型政策工具依赖较强、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偏弱、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缺失、政策工具使用与城镇化任务结合不均衡等问题。改善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注重政策工具在城镇化任务中的均衡应用,推动政策工具与城镇化任务之间的二维整合,是完善我国城镇化政策的重要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123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边疆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运用Nvivo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123份边疆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经历了由保稳定到促发展、再到强边疆的转变,边疆治理政策趋向成熟。但边疆治理政策对供给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策工具使用领域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不均衡,对铸牢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焦程度有待提高。要促进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推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整合,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聚焦度,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从证明到解释:政策科学的民主回归

政策科学自建立伊始,就是一门以促进民主实践为目标的学科。然而,50多年来政策科学 的发展却没有实现其民主的抱负,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阻碍了政策科学对民主的追求。为了实现拉斯威尔 “民主的政策科学”的宏大抱负,当代西方政策学者开始摒弃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策科学,转向 以后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策研究。     

“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更新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开始有了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在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方法论的变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初年朴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到“五四”文学革命中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新方法成为主流，再到“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分析主义的初步成功，这一切都说明，方法本身似乎是研究的途径和工具，但是它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同的思想理论和认识哲学。所以，对”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考察，既是我们认识“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于促进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智库的意识形态属性内在地决定了其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政策文本量化分析,运用词频统计、共词聚类分析和社会网络图谱分析等方法,对与智库有关的165份中央层面的文件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得到目前与智库相关度较高的高频词和热点领域有“高等教育”“文化传播”“国际合作”“智力资源”“网络安全”等,同时总结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理论创新、舆论引导、教育与人才培养、公共外交这四大功能。并以此为基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意识形态功能的充分实现提出了完善后备支持、创造有利条件、扩宽路径空间这三大建议。     

以文本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内容分析到算法模型

文章系统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文本为基础的多种方法论,将其分类为以传统内容分析为代表的诠释导向的文本探索方法,以语义网分析和量化叙事分析为代表的诠释与结构并重的文本探索方法以及以主题模型和词嵌入模型为代表的结构导向的文本探索方法。这些方法提出的历史时间点各不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先后次序性,因此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方法分析策略,文章展示了以文本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变迁图景。这一图景在研究目标上,从诠释逐渐转向因果和预测;在研究手段上,从人工为主导逐渐转向机器为主导;在研究对象上,从对意义的寻求逐渐转向对结构的探究。围绕着日渐兴起的以算法为导向的社会科学文本分析技术,文章从数据清洗、数据过拟合和结果验证三个方面讨论了其潜在的局限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哲学自身理解中的文本解释问题

哲学史不仅反映了人类思维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且也是每一代哲学研究者通过对哲学文本的解读而不断获得自身理解的历史,因而对于文本的解释是哲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然而在文本解释与哲学的自身理解之间却始终存在一种理解的循环.一方面,文本的解释奠基于哲学的自身理解;另一方面,哲学的自身理解也有赖于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文章从哲学自身理解中存在的这一理解的循环入手,将文本解释提升到哲学史认识的高度来阐明这一循环,并试图通过对文本解释的空间和限度的分析来探寻摆脱这一循环的可能途径.     

从近现代西方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谈经典文本的诠释

近20年来,很多学者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时,摒弃了过去只重理论文献、以教条反注文本等错误方法,运用各种类型的资料全面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成过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19世纪后期欧洲的变革时代,西方学者对宗教经典的解读同样经历了一场革命.他们抛弃了种种前现代的研究方法.从文本和背景出发进行研读,引领了经典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成为学界的主流.     

文本、间距化与解释的可能性——对利科“文本”概念的批判性解释

“文本”概念决定着诠释学对象的范围,也决定着诠释学方法的性质.利科所说的“文本”既包括话语系统,又包括象征系统,也包括行为方式,还包括无意识领域.文本的间距化不仅使解释成为必要,而且使解释成为可能;文本的间距化既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变得困难,又使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创造性.     

我国创业教育政策的价值结构探析——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创业教育政策是在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主导下形成的,这种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将对其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对教育政策价值结构的主流观点是从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两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实证分析。实体价值包括经济、权力、知识、技术、福利,符号价值包括专有称谓、名誉、意识形态、规划目标。以此为基础,对2001年来国务院以及中央各部委颁布的一系列创业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并从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两方面揭示了中国创业教育政策价值结构。在实体价值中,对知识、经济、权力和技术价值的关注较多;在符号价值中,对规划目标关注最多;政府对创业教育政策的实体价值关注度远远高于符号价值;不同阶段的创业教育政策价值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适度保持或强化政策实体价值,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推动和保障作用;适当加强对符号价值的关注,促进创业教育政策的专业化发展;加强创业教育课程建设,培育创业教育师资;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创业教育,建立适合创业教育发展需求的支持体系;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中开展创业教育,并建立各种教育有机衔接的创业教育体系。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