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英雄也问出处——《贝奥武普》与《东海黄公》比较研究

《贝奥武普》是英国中世纪的民族史诗,而《东海黄公》堪称为中国戏曲的发端。两部作品的文学体裁形式不同,叙事对象也不同,一个是英雄宏大叙事,另一个从英雄叙事流变为滑稽形象讽喻叙事。通过对故事情节、叙事主题、原型意象、创作语言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跨文化对位比较,可以揭示出中西方共有的一些文学叙事功能和历史文化价值。     

宏大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21世纪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排的方法与策略

21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仍然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演绎为主,先后出现了多部以纪念革命历史、重温革命记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题旨的舞台精品剧目。剧作者/导演普遍以“情感表达”作为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方法与策略,凭借对革命历史的“在场性”叙述与革命英雄的“人性化”塑造,完成了对先前剧目题旨内容趋同现象与排演模式固化问题的突破。这些基于“人文立场”与“微观视角”的创新对今后同类题材话剧的创排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乌托邦的寻找或背离——以《桃花源记》为蓝本的乌托邦想象

<桃花源记>是中国文人内儒外道精神的延展,是隐逸精神原型在历史上的一次集结,唱出了华夏千古文人对乌托邦的渴望.它繁衍出了中西古今众多不同版本,其中以法国作家谢阁兰的散文集<出征>、台湾作家张晓风的诗体剧<武陵人>、赖声川的话剧<暗恋桃花源>最为有名.三者以<桃花源记>为轴心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互文织锦,共同演绎着古今中西的乌托邦追寻或背离乌托邦幻想的主题.     

“史诗”与“神话”:民族宏大叙事升华的双翼——方棋《最后的巫歌》解读及其他

《最后的巫歌》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史诗品质和神话性。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对家族史和民族志的精心构建上。它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民族的族群记忆和民间化的历史,以一个民族——"虎族"(土家族)的文化溯源来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它以独特的神话叙事方式,打通了历史、现实、神性和人性的界限,以揭示文化之根本和探寻民族之未来为目的,为中国当下文坛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宏大叙事之作。这部作品丰富了当代文学叙事经验,而且努力建构起一种宏大叙事的新模式。     

试论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教育作用

科尔沁蒙古族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有着13世纪至今的悠久历史及文化,其艺术更是当今学者颇为关注的历史遗产。其中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作为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所反应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如：民族的历史文化、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杰出的英雄人物、重大的社会事件,甚至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礼仪等等在叙事民歌中都有鲜明生动地体现。特别是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具有多方面的教育作用。本文主要从文化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来试图研究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教育作用。     

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越南阮攸的创作及《金云翘传》的经典

《金云翘传》作为越南民族的文学经典,是诗人阮攸对中国青心才人所著同名章回小说的移植和改创。在《金云翘传》中,凝结了作家主体精神对越南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命运的思考与探求,整个叙事是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的有机融合。翠翘形象是越南民族母道信仰和女神原型的再现,蕴藉着牺牲与救赎的深度模式。《金云翘传》的经典化及其在民间社会广为传播,使得这一作品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的审美意识,彰显出越南文学民族化的独特轨迹。     

论90年代的家族小说

以家族小说表现历史变迁与文化沧桑,构成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呼应世界文学的特殊景观.其一显示出对民族现代转型的精神关注乃至历史主义的自信;其二借家族叙事呈示历史寓言,体现当代作家退回内心的忧思;也出现了某种"衰败历史的形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家族母题切入五四的时代主题,90年代家族小说更注意发挥家族叙事的自由空间,表现民族及人类的生存特点.     

认同、重构与承续：《灿烂千阳》中多重记忆的伦理关怀

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灿烂千阳》讲述了在动荡年代,两位阿富汗底层女性经历的贫穷、战乱与压迫,她们带着各自痛苦的记忆,向阳成长的故事。记忆对于移民作家胡赛尼有着深刻的影响,记忆既是其作品叙事的载体,也是叙事的对象,蕴含深刻的伦理意蕴。《灿烂千阳》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角度,诠释出个体追寻自我认同的生命体验,集体对重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期冀,以及文化共同体建构对承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通过记忆的书写,《灿烂千阳》不仅实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亦为当下的读者从伦理道德视域反思历史与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典范。     

跨文化视阈下科尔沁叙事民歌英译策略研究

科尔沁叙事民歌记录了蒙古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蒙古族口头传统文化的珍品之一。英译科尔沁叙事民歌有助于促进蒙古族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本研究基于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英译现状梳理，以《陕北民歌》《阿诗玛》与《玛纳斯》等民族典籍译介成功案例为参照，紧密结合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演唱形式以及歌词特点，探讨科尔沁叙事民歌的翻译策略，提出了从“底本选择”“团队翻译”和“归异结合”的翻译策略，旨在助推更多的蒙古族文学典籍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研究的国际化。     

身体、历史与记忆的侦探——《追忆乌攸先生》的文本分析与文学史意义

《追忆乌攸先生》是当代先锋作家格非的处女作,它在叙事形式上融合追忆体和侦探体的文体特征,对身体之殇与历史迷魅展开记忆的侦探,而在主题层面上又是一部有关文革记忆的历史寓言。追忆和冥想是格非小说创作的叙事起源,追忆历史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冥想幽魅则是为了探寻存在的隐秘。通过叙事重建记忆,这实际上是先锋小说形式创新背后的精神动力,这一意义上,《追忆乌攸先生》不仅是格非小说叙事历险的重要起点,而且也是先锋小说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起点。     

从“精神分析”到“英雄牌”痒痒挠——姜文“后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

分析导演姜文“后革命”电影《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的英雄叙事模式。虽皆讲述“英雄”,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相关,但两部电影的主旨并不在“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宣传,而是在革命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的“非正典叙事”。《鬼子来了》着力于“后革命”的民族文化反思,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耻感文化对中国封闭的农民意识的威胁;而《让子弹飞》激动的却是一种男性的英雄原欲,其影视剧改编则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乌托邦游戏”。     

从“他者”到乌托邦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最初的为都市生产的“他者”，转变成为具有审美乌托邦意义的文化图式，是在迁移语境下，来自边缘文化的闯入者与主流文化霸权之间不断“嬉戏”的产物，是其妥协性叙事策略与颠覆性叙事策略之间的某种平衡。在自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虚构乌托邦乃是常见的叙事模式，而《边城》作为其中不可多得的审美乌托邦，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叙事的解构

加拿大作家鲁迪·威伯在《发现陌生人》中运用了复杂的叙事结构 ,用多重叙事者和多角度展现不同的生活经历、心理过程和意识活动 ,以及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小说多画面、多视点的叙事手法表现了作者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挑战 ;威伯站在多重叙述者的角度 ,意在对历史 ,对特定的民族和文化进行解构。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对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作为电影总体音乐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少数民族电影音乐除具有深化剧情内容的作用外,其深层内在结构在于对整个族群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从民族历史叙事、民族情感呈现和民族形象塑造三方面不断对族群成员的民族心理、自我认识和族群记忆进行重构,以实现个体对族群集体的归属和认同。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l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诗意栖居的独行者——姜文电影分析

姜文是一位兼做演员和导演的电影工作者,他执导的电影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美学特征。文章从对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追忆、回归人性本真的主题、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寓言式的叙事方式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鬼子来了》（2000年）以及《太阳照常升起》（2007年）这三部电影,进而厘清姜文电影的价值和意义。     

解析《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

民间口承叙事作为一种在民间口耳相传的集体性创作作品,因其所具有的类型性,以及这种类型性中蕴涵的文化原型,为作家文学创作奠定叙事的基调。以《聊斋志异》中《张鸿渐》及其民俗俚曲版《富贵神仙》、《姊妹易嫁》为案例,分析它们所蕴涵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作家作品情节的复杂性与口承叙事原型交织融合的密切关系。     

原型批评理论视域下宋代诗词树木意象蕴含——以苏轼作品为例

诺斯洛普·弗莱于20世纪60年代首倡原型批评理论,荣格将集体无意识谓之原型,认为原型是从远古便普遍存在的意象,是一种民族记忆。作为文学意象,树木意象早在《诗经》《楚辞》里就有了,到了宋代,诗词里的树木意象更是丰富多彩,仅苏轼的作品中树木意象就占了很大比例。这些树木意象有着极重要的文化内涵,既有生态价值,也有实用价值,树木见证了岁月更替,是历史烽烟的记录。苏轼对树木的欣赏模式众多,有如画模式、比德模式、天成模式等,这些树木意象底蕴充盈,写树木就是写自己,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印证了原型原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