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道为术”到“体用一如”——东亚哲学传统的局部演进与全球前景

发源于中国的“朱子学”即“道学”曾一度被江户日本接纳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由徂徕学派引领的“脱儒入法”运动却将“道学”高远的形上论尽数拆解，并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化道为术”范式。上述转向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实用哲学”传统相关，并曾给其近代化转型提供过某些便利，但同时也暴露出日本文化中“第一哲学”的缺失。而在今天，道术不二、体用一如的“中道”哲学，或将引领人类构建一个融合东西方优长的“新文明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文明走向一个人类共同期待的目标。     

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

因为“东亚”一词带有一些历史阴影,中国学界一直较少正面使用它。近年来中国学者曾在不同层面上对“东亚”概念予以批判、考察与清算。20世纪90年代,“东亚儒学”概念从境外传入,激活了中国大陆儒学界的“东亚”话语,学者们通过“东亚儒学”认同东亚,对各国儒学的不同特质予以辨异。同时,中国学者还参与国际性的“东亚共同体”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并在“共同体”与“社会”的性质区别中,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东亚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东亚儒学”传入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是中国“东亚”话语建构的两个主要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东亚”话语体系,是中国“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论历史上的"东亚世界"

在西方殖民主义向世界各地扩张之前,在亚洲东部,很久就存在着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东亚世界是随着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而逐步形成起来的,其范围除了现今中国的本土外,还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东亚各国、各民族通过学习和采用中国的文字、儒家文化、政治制度,通过贸易往来、佛教交流等,共同构成以中国文明为纽带的东亚国际社会秩序,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东亚各国同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宗藩关系,其形式是定期的朝贡。这是儒家伦理学说中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这种准封建政治关系虽不平等,但不同于西欧的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资本殖民主义东扩和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宗藩政治遭到瓦解,东亚世界也随之崩溃。日本曾试图通过武力征服,强行建立由日本主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国际秩序,结果遭到了惨败。东亚世界是东亚各国“自律发挥和自我完成的历史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心,是以各国仰慕向往悠久的中国文明所致。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自然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历史上东亚世界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合作、繁荣、稳定和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     

日本经验押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独特性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模式”国家中两颗耀眼的明星:后者是东亚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前者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现代工业化迈进。本文分析了日本实现重化学工业化后的再次工业化战略以及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独特性,提出了日本经验对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启示。     

20世纪前期日本的文化外交

明治维新后,日本希望通过开展与欧美强国的文化外交而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从而达到“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二战期间,文化外交演变成为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有力工具。日本分别从理论上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精神上用宗教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人民的目的;以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古代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与日本“汉人”的形成

自公元前3世纪或从更早的时期,东亚大陆居民数次从朝鲜半岛集体移居日本列岛。关于这些移民的民族成份,目前,日本、韩国学界有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属于朝鲜系民族。然而,经过仔细考证可以认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社会群体“汉人”,其主体部分是两汉魏晋时期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人的后裔。“汉人”对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和文明进程的飞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从“前近代”到“近代”:对东亚问题的长线思考——读《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

韩东育教授的新作——《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一书(下略称韩著,引用时只标注章节或页码),作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一,该书已于2009年11月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在这部积十年之功撰就的著作中,作者前近代与近代两相观照的视角,不但使研究结论贴近了历史固有的事实和逻辑,其寓国际关系于思想史研究的作业,还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方法论意义。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魏源对侉统“王霸之争”的近代阐释

王霸之争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先秦儒法二家的不同思想与态度是争论双方的主要理论来源。魏源立足于清末变局,讲求调和儒法,从而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王霸观。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目标,魏源将富强设定为衡量王霸的共同标准。魏源这种立足于现实政治基础上的王霸现在遭遇到西方的入侵之后,迅速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与“以夷攻夷”的功利思想与现实作为。魏源的政治变革思想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日本经验: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独特性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模式"国家中两颗耀眼的明星后者是东亚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前者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现代工业化迈进.本文分析了日本实现重化学工业化后的再次工业化战略以及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独特性,提出了日本经验对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启示.     

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贸易动向的考察

本文考察近20多年来东亚贸易发展后指出,中国经济崛起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原有的贸易格局,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未来发展,中国有可能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者。     

福泽谕告对近代中国的认识

福泽谕告是近代日本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西洋事情》等启蒙著作,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他对中国等近邻国家由批判、蔑视到转向鼓吹侵略,为日本近现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日本侵入中国大地,南进占领太平洋地区以及建立“大东亚共荣以的构想都可以追溯到福泽的侵略扩张思想.分析研究福泽对中国的认识,对于认识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对于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东亚模式”与市场经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教训

所谓“东亚经济模式”历来是东南亚国家学习的榜样。而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本身就包括了本来属于“东亚经济”范畴的韩国;同时作为“东亚模式”的带头人日本也还没有走出低谷,有些问题还在进一步暴露。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东亚模式”的良好机会。第一,国家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所谓“东亚模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这次东南亚危机之后人们谈论较多的也是这一点。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由于已有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必事事都由市场通过“试错”的方式摸索成功之路,在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上,特…     

20世纪前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20世纪前期的近半个世纪,东亚的国际关系经历了从列强共同掌控到日本逐渐独霸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日本始终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角,东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日本对中国不断的侵略。虽然华盛顿体系维系了一段时间的东亚稳定,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拼凑起了“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儒家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不久前诞生的官僚集团的主体；先秦至汉初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分属儒、墨、道、法、名、杂等学派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化；儒家倡导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结果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如果把“儒家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一下，我们…     

西田国家观批判

西田论述的国家实际上是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而不是历史现实中的国家。然而,在论述国家拥有的“绝对性价值”时,他终将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具体化为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并以此诠释日本国体的“特殊性”,暴露出西田国家观的矛盾性。西田国家观表现出与战时日本社会思潮一致的强烈抵制国际通用理念和近代意识的倾向。战时,在日本社会大肆宣扬“东亚共存共荣”、“充当东亚领袖”的语境下,西田的“世界新秩序原理”不仅没能突破侵略主义、帝国主义的窠臼,而且为军部推行的侵略亚洲政策提供了“原理”和“道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