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裁体.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北朝隋唐于氏家族研究

于氏家族为北朝隋唐时期的著名的士族之一,其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于氏家族系北魏时期由拓跋贵族汉化改姓而来,北朝至唐初,于氏家族地位极为尊崇,系关陇贵族集团之核心家族,中唐以降,地位逐渐下降.在于氏家族汉化及其长期的家族发展史中,于氏家族人才辈出,在政治文学领域成就斐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于氏家族逐渐褪去了其尚武的传统,转而尚儒尚文,其中的某些人具有一定的儒学文学成就.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简论鲜卑汉化与北朝兴衰

鲜卑兴衰与北朝兴衰同步,走着鲜卑汉化、统一北方,北方统一、鲜卑消失的历史道路。公元439年,鲜卑拓跋部所建北魏翦灭鲜卑慕容部、乞伏部、秃发部,统一北方。孝文帝改革是鲜卑拓跋部汉化成功的范例,但迁都洛阳后的一些改革不彻底,给北魏带来严重恶果,导致分裂。鲜卑宇文部为求生存、求发展,实行改革以自强,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族融和,灭掉北齐,融入先进的、更大的民族大家庭。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经历了相对完整的分合过程,是研究唐代墓葬文化形成的关键阶段。由于与南朝争夺正统的需要,北魏平城时代墓葬文化先后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建立的"北魏制",是从十六国边疆地区寻找曹魏文化因素的遗留,有意回避西晋洛阳地区形成的"晋制"文化,以自塑优先于南朝的正统渊源。至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北魏的文化实践逐步转向"晋制",意在直接针对南朝的正统性展开同质性、排他性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墓葬文化特征向着西晋洛阳墓葬的模式靠拢。北魏晚期的洛阳墓葬文化继承和丰富了"晋制"路线,汉化更为全面。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墓葬文化糅合了两种制度模式,西魏北周墓葬文化则对"晋制"模式进行了个性化改造。隋代统一后,墓葬文化对北周、北齐因素各有取舍,将二者统合为一套新的礼制,初具"唐制"之雏形。     

河北大族与东魏建立新论

孝文帝改革使河北大族在朝廷和地方乡里的权势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河北大族由此成为北魏维持门阀统治的重要势力。六镇降户发动河北暴动,将河北大族推上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尔朱荣家族执政,对北魏皇室、胡汉门阀的政治特权构成巨大冲击。拥有雄厚部曲武装的河北大族,是孝庄帝及胡汉门阀用来对抗尔朱氏的重要势力。尔朱氏在河北扩张势力,遭到河北大族坚决反抗。无力消灭尔朱氏、高欢转向承认门阀制,是河北大族向高欢让出冀州与之联合的原因。东魏是高欢六镇豪帅与河北大族在反抗尔朱氏专权、与北魏宗室胡汉门阀较量过程中相互联合妥协的结果,其性质是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汉化政权。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儒家经典:北魏孝文帝思想的理论源泉

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同时又是最富才学的帝王之一,他博览史传百家,尤精于儒家经典,其改革思想和改革新政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色彩。孝文帝改革自始至终都坚持以儒家学说作为理论准则,儒家经典、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成为孝文帝改革思想的基本来源。在孝文帝的整个统治实践中,都能够看到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在诏书及君臣对话中,孝文帝经常征引《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周易》、《三礼》等儒家经典进行阐述,所引言辞有的是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有的是思想家对历史经验和规律的概括性认识,有的则外化为孝文帝的日常用语。具体考察《魏书.任城王澄传》、《王肃传》等史传所载孝文帝言论中的用典,知其在许多场合引用儒家经典的文字时往往脱口而出,表明他不但将五经文字熟记于心,而且完全精通其涵义。孝文帝以中国传统制度为蓝本改革北魏制度,对北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实施全盘汉化,正是因为他对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入的掌握和理解。     

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战略及其相关争议考论

北魏孝文帝当政之前,北魏在军事实力上已超过了南朝,南北对抗的军事均势已被打破.孝文帝前期,其朝政决策人为冯太后,其时已有人提出灭亡南朝以统一全国的战略,颇合冯太后之心意.孝文帝亲政后,一再表达其南征与统一的愿望,并付诸实施,以致其排除各种阻力,迅速迁都洛阳,并在南迁草创之际,连续率师亲征,急于征服南朝.对于孝文帝急切的南征举措,朝臣中存在分歧与争议,其中一些鲜卑保守人物反对迁洛与南征,这与他们抵制汉化是一致的.河北与河西人士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对迁都与统一并不反对,而对进度和具体战术布局有看法,主张缓征.而南来人士和青齐人士则多积极支持,以争取功业.在强烈的统一愿望驱使下,孝文帝对反对意见简单压制.     

中原与江南——论南北朝文化竞争中的地理话语

南北朝在分裂对峙中存在着正统争夺和文化争胜的情况,多认为北朝因占据中原而具有地理上的正统优势,而南朝处于下风。北朝通过孝文帝迁都改制、军国文书的措施,逐渐建立起中原地理正统论,并在南北外交场合中多次使用。南朝则利用种族上的正统优势,将北方的地理元素与胡族相联系,并用江南的自然环境和物产与胡族色彩浓厚的风土物产拉开距离。     

文化线路视野下明清云贵走廊"路诗"研究

贵州古代文学史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以贵州为单位的省域文学研究;以黔中、黔北、黔西北等为单位的地域文学研究;以著名文化世家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以族属为单位的族别文学研究;以知名文士为中心的作家个案文学研究,等.文士过境云贵走廊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人为割裂划入该作家所属省份、地域、家族、民族、流派等范畴的文学史,从文化线路层面论述道路文学的研究成果鲜见.从文化线路视野去探究云贵走廊道路文学遗产,特别是道路诗歌的作者类型、路景、内容及特点,提供有别于贵州地域文学史或文化史研究的"路域"文学研究新路径,践行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与意义.     

太原王氏被列为北魏四姓的原因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定姓族,用法律的手段来规定门阀序列.太原王氏由于先世的冠冕和通过婚姻确立的政治联盟体,借助孝文帝"定姓族"这一契机,得以成为"四姓"之一.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北朝士人的中原情结--《洛阳伽蓝记》叙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洛阳伽蓝记》在叙事中不断强调洛阳传承汉文化的历史地位,展现北魏洛阳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并通过典型文化事例展现北魏洛阳独特的文化气质。杨衒之指明,无论北魏还是南朝文化,都是经过融合并包含其他异质文化在内的新"汉"文化。同为新"汉"文化,"中原"主人应该是"中原"的主权拥有者——北魏政权,从而建构起"以北魏为汉文化正统"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使《洛阳伽蓝记》成为北朝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彰显着新"汉"文化的特质,具有在文学叙事中强调文化融合的意蕴。     

北朝文学的性质与地位

北朝文学的性质与地位周建江对于北朝文学，过去，我们常常将之附属于南朝文学的范畴里，谈及北朝文学也只看重其受到南朝文学影响的那部分，文学家也只强调由南入北者；如果单就北朝的本土文学而言，也只是集中在它的民歌及《水经注》等篇章，其它部分则不提及，似乎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