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类型研究

中国式财政分权在成功地为地方财政松绑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政府治理的"事权属地化".各级政府财力事权不匹配,直接导致了我国地方财政实践中存在财力-事权倒挂现象.根据事权来源不同,事权可划分为显性(法定)事权和隐性(委托性)事权,而结合地方财力是否具有自主性,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理论上存在压力模式、匹配模式和自主模式三大类.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的理论类型划分,旨在为进一步促进国家职能在地方落实,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     

聚众案件与清代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机制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州县衙门既是国家对地方社会实行控制的中心,也是基层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通过考察州县官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清代官府针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机制,从中思考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改变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需要制度变革

胡志平撰文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之所以导致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在于基层政府面临政治晋升考核压力和财政分权体制约束下形成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双重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越是基层财力越困难,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困境越突出。因此需要政府职能和财政分权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使之匹配。第一,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明确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提供公共服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     

地方政府农地征收中的行政纠纷——基于诉讼案件的研究

由于土地征收纠纷持续出现以及可利用耕地迅速减少,国家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行为的监督.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以及现有农地征收制度下行政的主导地位,不少基层法院对农地征收纠纷案件是直接驳回的.法院在土地征收中主要发挥辅助行政措施的功能,既防止土地征收中出现过度专横的行为,实质上又给予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政策一定的正当性依据.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更加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共享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基层法院认真对待农民合理诉求,提高基层法院判决公信力.     

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

清代,“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幕宾。”这是清代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幕府由封疆大吏至州县“父母官”皆置,其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新的变迁和扩展。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幕府成了地方行政机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州县一级行政机关,是官僚政治系统的“终端”,与民相接,直接处理社会基层事务,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其政治上的意义尤其重要。所以,州县衙署中的幕府也特别值得重视。正缘于此,本文把视点放到州县的幕府,试探讨其设置的原因,以求正于方家。     

分税制财政体制法律调整原则的探讨

要实现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的法律调整,必须始终贯彻整体以支定收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整体以支定收原则体现了财政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界线,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维护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央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连接点,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调控权,确保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收支活动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     

关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几点思考

目前主流意见认为发行地方债券有利于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发行地方债券还将有利于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利于缓和财政联邦主义下的地方财政困境。在当前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状况下,地方政府由于事权、财权不对等出现了财政困境,使地方有了挖掘财政潜能的动力,而中央对地方分权的深化又使地方政府有了攫取"制度模糊"租金的能力,在兼备动力与能力的状况下,由此"诸侯经济"更加加剧,并与宏观调控相冲撞。赋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能力将有助于改善此种状况,并且对于实践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地方财税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问题研究

健全的省以下财税体制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均等化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以福建为例分析了我国现有地方财税体制弊端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影响。由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基层政府财力自主支配权受限、财政资金投入分配不均衡、财政保障规模总体偏低等财税原因,导致了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提出了配置与调整地方财政体制事权结构、优化转移支付途径、减少财政层级逐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等针对性思路,以加强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西方国家的分税制

分税制的一般特征 分税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一种较为规范的形式,早已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所谓分税制,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以此来确定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其实质是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划分形成中央和地方两个收入体系,为各级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分税制的一般特征如下: 1、各级政府合理分工,事权明确。尽管各国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以公共教育领域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公共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服务,关乎国计民生,惠及千家万户,对个体的人生规划、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为厘清公共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本文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含义入手,引入"付钱"和"花钱"这对概念来理顺二者及与"财权""财力"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公共教育领域,不仅从政策层面对央地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现状进行了梳理,并且尝试对其进行了量化。结果显示:地方承担了约84%的教育财政事权和95%的教育支出责任,并且除高等教育外,地方政府在其他教育阶段都承担了99%以上的支出责任,总体上中央教育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承担都略显不足。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指出,在中央教育财政事权本就不足的基础上,中央又进一步通过转移支付过多地将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从而导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相适应。因此,当前在构建权责清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过程中,不仅要适度加强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事权,在此基础上弥补其在自有支出责任上的缺位,应是近期改革的重心。     

从康熙朝南阳绿营兵乱看清代地方文武关系

清王朝自绿营建立伊始，就通过军事组织增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体现了中央、行省、州县、乡村四个层面区域的有效治理。至清康熙朝，绿营逐渐成为“文武协防”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治安的维护，参与具体基层事务等方面。康熙五十七年河南南阳府爆发的绿营兵乱，却是这一制度弊端的具体表现，凸显出清代地方文武不和的常态。在朝廷与地方的介入后，兵乱事件得到解决。清王朝奉行的“文武相制原则”及文武协防制度成为地方文武官员关系紧张、不和的主要原因，此次事变的爆发及处理过程，正是清王朝平衡军事组织、地方文官、民间力量得失的真实反映，直观地映射出国家理念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困境及其出路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问题不仅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还一直是我国政府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治理顽疾。在我国积极构建节约型政府进程中,虽然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水平已有所提升,但在聚集普遍性、非法性、非公开性、灵活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于一身的“潜规则”情态下,依然面临着制度缺失致使权力异化、观念障碍导致认同困境、监督主体责任致使监督走样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价值取向纠结等多重困境。要破解诸此困境以寻求治理出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牢固树立规范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并致力于夯实群众对节约行政成本的认同基础;同时不断加大行政成本信息的公开力度,确保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而且还需不断提高民众的综合监督素养,并注重运用一定策略来排除行政成本控制过程中的价值困扰。因此,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需要一个整体性治理的过程。     

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行政过程和结果同上级决策和计划的期望常常存在落差,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归结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两条基本进路,在社会理论的抽象意义上,这些解释都在分析基层行政的情境秩序与国家治理所追求的宏观秩序之间的关系。处在“压力—自主—应付”情境中,一线行政人员更注重情境秩序的维系,这有利于安全顺利地完成其手头工作,对他们而言宏观秩序的要求不是时刻都具有优先性,情境秩序与宏观秩序的落差构成了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而国家和组织会尝试对一线行政人员实施控制以便将宏观秩序要求输入基层行政的情境之中,但面临着日常生活的功能性悖反与个体行动的目的性局限,控制路径也可能失效。超越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应该以树立兼容基层行政功能差异的治理理念、构建面向基层行政授权赋能的组织体系、优化实现基层行政责任均衡的问责机制为路径。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一种财政视角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讲 ,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 ,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性行为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 ,而财政分权模式又是影响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首先探讨了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的关系 ,然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如何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产生激励不相容性 ,进而扭曲了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激励。最后 ,提出了若干旨在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建议。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