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中三个基础问题的再反思

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们分析货币理论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忽略了信用和创造信用的金融体系,并试图从信用的视角重新认识货币的现实基础,以修正货币理论的逻辑预设。基于这一思路,进一步的反思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支持等视角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展开：其一是探讨货币与信用哪个更为本质以理解货币的含义;其二是分析数学方法和制度方法哪个更适合于货币研究;其三是指出了货币理论与货币史的悖论。具体可从概念的界定方式入手重新梳理货币与信用的关系;货币分析方法上如何有效地结合制度方法和数学方法才是关键;货币理论与货币史的悖论可从“转化之法”“动态之法”和“融合之法”三种思路加以应对和解决。这三个货币理论基础性问题相互关联,它们的厘清和解答有助于将货币理论构建于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     

论信用是现代金融之根本

现代货币制度下,货币是由价值和信用两方面构成,货币本身的价值越来越少,而信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最终在货币本身的价值为零的情况下,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将完全仰仗信用保证。金融是建立在一定的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货币制度主宰着金融制度。货币形态与货币制度的演变必将促进金融不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完全依靠信用保证的货币制度下,金融的根本必将是信用。     

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

货币理论是金融理论的基础,要理解金融资本权力的产生和金融寡头社会统治的必然性,首先必须了解货币以及货币资本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信用—金融的系统性理论说明了:商品及其商品社会的内在矛盾是货币权力产生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的整个货币——信用制度又造成了货币权力转化为以单纯利用货币资本占有权来收息为标志的金融资本社会权力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金融寡头得以产生和其社会统治向现实性转化的根本条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则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和掠夺.     

货币超越、本位谜题与中国货币制度演进——兼议戈兹曼眼中的中国金融遗产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针对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分析框架重建方面乏善可陈。不过,戈兹曼属于显著的例外。他在整理“中国金融遗产”时,发现了深藏在历史深处的“货币超越”现象。循此路径,似可破解困扰学术界多年的一些中国货币历史演进谜题。戈兹曼视角中的“货币超越”是指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而是纯粹的价值符号。这种现象早在中国商代即已成为现实,而在西方世界则是晚近的事情。中国之所以率先完成货币超越,与“大一统”政治体系和“超大规模经济”格局的较早形成以及经济资源的“跨空配置”需求紧密相关。货币超越留下的最重要金融遗产非“无(实物)本位货币制度”莫属,而确认这种货币制度为进一步研判延亘中国货币历史数千年的铜铸币和纸币制度的信用特质提供了全新逻辑。由此出发,作为货币历史常态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便有了意想不到的新解;大唐盛世与落后货币制度相映成趣之谜将会找到合理诠释;在确认了货币分配功能之后,曾经山重水复的货币起源之谜似乎也有迹可循。当然,无本位货币制度是最先进和成本最低的货币制度,也是对政府信用要求最高和最难操控的货币制度,它最终考验的是政府的财政自律能力。毋庸讳...     

货币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基于信用本质观

现代经济的信用特征对成型于商品经济时代的主流货币理论构成全面挑战。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本质理解为商品,并采取了基于交易媒介职能的一般均衡与数量论分析和基于价值储藏职能的货币与资产选择分析,但这两种分析框架都难以阐明以金融活动为中心的现代经济运行机制。本质上,货币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信用。只有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能够从根本上弥补主流货币理论的种种不足,为分析现代信用经济运行提供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于解释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和天量货币不会带来超级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基于信用本质观的货币理论也很有现实意义,进而为理解以现代货币理论（MMT）为代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提供了新视角。     

构筑亚洲货币联盟之我见

货币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迈进的一个重要台阶。其重要性即在于它所包含的制度因素。本文通过欧洲货币一体化及适度区货币理论基础提出亚洲货币区的构想 ,对于国际货币制度创新与运行的规律性揭示 ,在理论上有助于中国更深入地认识、把握亚洲区域的发展方向 ,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参与、改造或创新亚洲区域货币制度     

明代西南地区的货币与流通

明代法定货币主要是钞、钱、银三种形态,国家厉行通货政策,全国币制统一。但是国家货币制度在西南地区的推行却遭到地方性货币势力的抵抗,屡屡失败。这一地区的货币流通主要是地方性的货币形态,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这种货币流通情况说明国家法定货币的统一性与地方性共存,也暴露出明代国家货币制度推行的有限性。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在讨论明代货币白银化时必须充分考虑进中国的区域性差异,才不至于对明代社会经济水平进行评估时产生错误的认识。     

论不兑现信用货币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金属货币制度完全瓦解,银行券不能兑换金属货币,从此全世界进入了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的历史时代。目前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行的都是不兑现的信用货币。由于不兑现信用货币也是一种纸制的货币符号,因此有人笼统地称它为纸币,也有人认为它是银行券的纸币化。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不兑现信用货币?它具有哪些特征?它的产生根源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货币符号的象征意义

货币是一种最能直接表征人性的社会符号,一种社会关系。它作为特定人类共同体的行为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货币的不同功能,不过是反映了货币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的职能扩展。由此,货币获得了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即信用与权力;由此,它也成为彰显人性的基本符号:既给人带来自由,又异化着人。     

交易演进中的信用与货币的信用本质——对货币国家化、国际化的认识

货币的出现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交易是理解货币的产生、演变的起点和切入口,交易的本质是信用关系,交易依靠信用才能维持。而信用本身也不能独立存在,它需要有相应的保证机制。这种保证机制在交易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遵循的是隐契约信用→正式契约信用→权威契约信用的规律。而货币的产生以及货币的国家化、国际化正是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在交易的演进过程中自发产生和演化的。     

论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路径和前景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的反响。1943年英国和美国政府为建立战后国际货币制度提出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超主权货币,但是最后协商建成的则是以主权货币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所形成的牙买加体系,仍然是以主权货币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都存在特里芬难题。1982年,特里芬建议建立超国家的国际信用储备制度,以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周小川的建议实际上是特里芬建议的延续和发展。在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路径并分析其发展的前景。     

政治史的魅力：结构、事件与担纲者

人类历史是结构限制下行动者的行动史。再严密的结构，都会给行动者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正如地理环境只能影响而非决定人类行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也只能决定行动者会面对什么问题，限制应对措施的可能范围，并不能直接决定行动者如何应对。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阐明时代主题、行动者的应对及其后果。关注行动本身的政治史，有可能统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制度史，构成历史的整全理解。关键事件和担纲者，提供了整全历史的切入点。     

两种货币均衡初探

货币需要量和货币需求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决定价格水平,后者决定利 率水平。我国的货币均衡理论由于混淆了货币需要量和货币需求量这两个概念,因而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逻辑混乱。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货币均衡：一种是决定价格水平的货币均衡 （“货币供需均衡”）;另一种是决定利率水平的货币均衡（“货币供求均衡”）。本文分别提出 这两种货币均衡的公式,在这两个公式中使用了相互区别的四个概念,并分别用数学公式 说明货币供需均衡与商品、服务市场均衡的联系,货币供求均衡与货币资本市场均衡的联 系。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货币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货币对于现代生活世界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货币研究的重要著作。通过对本书中马克思＂货币异化＂阐释进行文本梳理,对其＂货币＂问题作出理解,进一步分析了货币异化所引起的资源浪费以及新经济时代的货币异化。     

货币伦理学:历史、理论与方法

货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如何对待货币、获得货币和消费货币等问题却在伦理学研究的领域之内。货币伦理,简单说来就是要研究和解决道德行为和货币交往活动的关系。货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以马克思的货币伦理思想为依托,同时以近现代西方货币伦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为科学依据。货币伦理学的历史研究决定其理论主旨,理论主旨又决定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生产力、社会交往、人性和文化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货币伦理学的研究必然要求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与整合。     

货币变革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货币的发展历程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征。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先后演进出商品经济、信用经济、虚拟经济;与此相适应,货币也经历了三次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变革:金属货币、不兑现纸币、电子货币。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演化与货币变革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货币变革是经济演化的产物,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形态的升级与兴盛又得益于货币体制的支撑。     

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货币

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强大功能及其作为民族国家权力建构的产物,决定了它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位置。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货币具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合法化论证、激励民族情感、协调社会活动、整合国家力量、扩展国际影响等。货币图像、货币语言、货币体验与货币信任是现代货币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四种主要路径。     

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兼评数字人民币(DCEP)、微信支付、支付宝、信用卡与比特币的异同

货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沟通人际关系、贯通贸易关系、联通国际关系的基本纽带。本文梳理了货币发展的六个主要阶段，对比了各阶段货币的形态、流通时期和社会阶段，归纳了各阶段货币的主要特征、关键痛点和重要创新。货币形态变迁发展，主要基于更便携、更易保管、更具信用的趋势，秉承了“交易成本递减，信用风险递增”的内涵。基于大历史观，分别对标了数字人民币与比特币，数字人民币与纸币、微信支付、支付宝和信用卡，总结了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的内涵。研究发现数字货币和货币数字化是两个不同概念，货币数字化不是创造货币，不会导致货币总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人民币在携带使用“轻量化”、保管存储“更安全”、转账支付“可追溯”、反洗钱终“解难题”、宏观调控“有依据”等五方面的优势，并提出若干意见和展望。     

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在货币理论上的比较研究

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为货币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货币起源研究和货币职能理论上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亚当·斯密在货币理论的研究上产生了失误,为卡尔·马克思在货币理论上的突破提供了前提和空间.     

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在货币理论上的比较研究

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为货币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货币起源研究和货币职能理论上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亚当.斯密在货币理论的研究上产生了失误,为卡尔.马克思在货币理论上的突破提供了前提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