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构建

在攻坚脱贫战略中,社会扶贫是政府、市场、社会联合行动的“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实践和学术研究来看,社会扶贫仍然是“大扶贫”格局的短板。公益扶贫是社会扶贫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使命追求与政府精准脱贫目标内在价值的契合性、扶贫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发挥和政策供给的支持、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碎片化”和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的正面效应并存、“互联网+公益”模式与网络扶贫行动的联合驱动成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要发挥公益组织的扶贫合力,提高公益扶贫的效果,补齐“社会扶贫”的短板,就需要从核心支点、基础条件、制度嵌入、技术支撑4个关键要素着手,构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陕西农村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村镇,调查、梳理了陕西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发现在政策连续性、扶贫对象识别和脱贫标准、扶贫项目及资金管理、村级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及贫困户脱贫动力等方面存在突出的问题。为确保扶贫攻坚战的胜利,精准扶贫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构筑长效治贫体制;制定分类政策,从单一收入脱贫考核转向持续、全面脱贫考核;整合扶贫资源,集中发展特色产业;注重精神扶贫,扶志、扶智、去依赖;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扶贫”。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工作论述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工作论述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精准脱贫为关键、以各方动员为保障、以全球携手为共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理论性、针对性和实践性,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工作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创新,指导了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充分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基于SFIC模型的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以养殖产业脱贫为例

后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成为必然选择.多元主体基于各自的角色定位与行动逻辑,在实践中极易偏离目标靶向导致"无效扶贫".以山东省R镇X村的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为例,运用SFIC模型,提出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核心,乡镇政府牵头、村民配合、村干部参与和龙头企业积极带动的"一核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研究发现,党委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核心人物嵌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诉求差异,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思路.     

新“双轨制”：中国精准扶贫脱贫的一种新形式

第一书记扶贫脱贫制度是国家通过第一书记健全村级领导班子,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实践党建引导和统筹扶贫工作的新机制。受益于费孝通对中国政治生态分析而提出的“双轨政治”概念的启发,提出的新“双轨制”,指涉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记制度的新型“双轨”在贫困领域中的交汇、互动和嵌入。新“双轨制”大大提升了扶贫绩效,然而,也面临系列困境,基于公共政策视角,可从国家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行为、乡村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的“四位一体”进行完善。新“双轨制”是对中国扶贫脱贫工程中新思路和新方法的一种尝试性总结和概括,期望为中国扶贫提供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本土分析框架。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行为分析

“扶真贫,脱真贫”是政策实践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对贫困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户争贫行为以争闹上访和达标不退为典型表现形式。该行为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嵌入乡土社会过程中,在结构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共同制约下,政策与乡土社会实质性脱嵌后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政策执行、国家社会治理及资源分配公正等多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当前由争贫行为所引发的实践困境,需要不断优化政策供给,增强政策举措适应性,从争贫行为的实施空间、政策空间、文化空间上进行有效缓解,最终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脱贫攻坚的预期目标。     

习近平扶贫攻坚论述及其时代价值研究

习近平扶贫攻坚论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贫困和反贫困经典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深深根植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习近平扶贫攻坚论述以"精准扶贫"作为基本方略,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内源扶贫与外部扶贫相结合,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坚持国内扶贫与国际减贫相结合。习近平扶贫攻坚论述为新时代我国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扶贫攻坚论述有利于促进新时代我国主要社会矛盾的解决,有利于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习近平扶贫攻坚论述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完善现行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研究?

自从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中国扶贫体制机制经历了快速创新和转型,2016年以来大范围地进入实践操作。目前,精准扶贫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和各级政府合力攻坚、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及广泛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精准扶贫机制被概括为六个方面,分别致力于解决精准性问题和（或）攻坚克难问题。对照脱贫攻坚需要,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与现实需要还有诸多脱节、不适和不完善之处,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论文进而从修补现行贫困识别机制、落实和强化县为主体的脱贫责任制、理顺和完善脱贫机制、保障直接扶贫开发人力投入、补偿相对贫困群体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后精准扶贫时期国贫县政府扶贫成效巩固研究——以2018年100个贫困县为例

伴随着众多贫困县的脱贫摘帽,中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后期。后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心由重点扶贫转向重点巩固拓展扶贫攻坚成果、预防返贫和乡村振兴。能否有效预防返贫关键取决于能否巩固扶贫成效。换而言之,扶贫成效的高低及其巩固程度如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贫困县政府的预防返贫能力和成效。以2018年100个贫困县相关数据为例,采用标准离差法,对贫困县扶贫成效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测量,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贫困县扶贫成效存在差异。它表明各地区、各省的扶贫成效巩固任务轻重不一、压力大小不同,也反映各地区、各省的预防返贫能力和成效的差异。因此,科学有效地巩固扶贫成效,提升预防返贫能力,拓展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后期的政府中心工作。这不仅需要各地方政府同中央齐心协力,也需要各地方政府与民众齐同努力,共同克服疫情后的各种困难,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良好衔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     

2013—2016年我国精准扶贫研究趋势分析——基于知识图谱视角

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自2013年实施精准靶向式的目标任务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对CNKI数据库收录的2013—2016年间中国扶贫领域的论文从发文时间、作者、关键词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相关的知识图谱,从中梳理出近年来精准扶贫的研究热点、变化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2013—2016年扶贫文献呈现增长态势;扶贫领域的主要热点关键词为“精准扶贫”“扶贫工作”“扶贫开发”以及“产业扶贫”等;精准扶贫研究重心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从精准扶贫初期的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向如何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如何检验精准扶贫的成效、如何让脱贫后的农民自我“造血”、如何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等方面不断推进。     

从群众认可度看扶贫政策完善——基于湖北武陵山片区的调查分析

群众是精准扶贫成效的最终评判者。通过对武陵山片区的实地调研和指标测算,发现当地群众对精准扶贫的认可度总体较高,但不同地区有不小差距,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扶贫工作总体上成效显著但还有提升空间。此外,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后,出现了一些影响群众认可度的新问题、新困难,如脱贫户的退出问题,老年贫困户子女赡养问题,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房屋改造中的面子工程问题和实施方式问题等,需要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进行相应的政策和实践方面的调整。     

中国扶贫理论研究论纲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成果、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对中国扶贫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既是脱贫攻坚总结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我国扶贫工作从解决绝对贫困攻坚战状态向相对贫困常态化治理转变的需要,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本文以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引,从本质论、优势论、带动论、改革论、两动论、扶志论、综合论、精准论、衔接论、合作论等十个方面对中国扶贫理论进行了梳理,旨在为脱贫攻坚理论成果总结提供参考.     

村庄合并、精准扶贫及其目标靶向的精准度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作为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村庄合并的全面推进为巩固基层政权和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通过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现,村庄合并也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村庄合并的“形合神不合”造成了项目安排目标靶向的偏离,贫困地区治理单元的放大使精准管理难度加大,并且造成了精准扶贫的内卷化,同时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使贫困人口边缘化,合并中形成的动力差形塑了形式上的脱贫。面对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改革是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本措施,在制度横向设计上有必要做好各个部门的协调、沟通与配合,在制度纵向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