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庚子赔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庚子赔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赔款,其影响巨大。在赔款史研究上,学者对庚子赔款研究最多,主要集于赔偿和退还问题两方面,其中关于赔偿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赔偿数目及偿付具体状况和赔款影响等方面,退还问题的研究则着重于退还过程和管理、退款用途及退还性质等内容。至于问题和不足多见于研究内容不够丰富、研究方法单一、史料挖掘不足、学者研究观点不够客观等。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废除银本位货币改革的原因分析

1935年中国经济由于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遭受沉重打击,并导致国内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民政府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货币危机,不仅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银价骤升影响,更是中国银本位货币机制存在弊端,以及国民政府实施巨额的财政赤字政策所致。为拯救困境中的货币金融体系,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施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此次改革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货币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此次货币改革对硬通货白银的彻底放弃,又为中国经济后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严重隐患。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

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半途夭折,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作为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屈辱中,仍然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铁路主权、华人利益以及力争合理议结教案和索回部分庚子赔款等五个主要方面,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加速了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进程。     

浅论庚款留学的影响

利用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派遣中国留学生,史称“庚款留学”。庚款留学生群体大都学有所成,回国后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影响巨大。通过宣传和实践科学技术加快了中国现代科技创新的步伐;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发表言论和投身革命促进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俄国退还庚子赔款研究述评

庚子赔款是近代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巨额赔款,其中俄国部分是最多的,占赔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十月革命后,北京政府对于俄国庚子赔款的收回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1917年底至1920年7月,北京政府三次决定停付旧俄庚子赔款,前两次因为列强的干涉都没有成功,直到1920年7月,中国才得以停付庚款。俄国庚款虽然对中国教育事业影响很小,但是此项庚款的收回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就庚款问题的交涉,加速了中苏两国的建交进程,促进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近代化轨迹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有很大差别,“学而优则仕”,“学”与“政”的高度统一,虽适应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的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内涵,加之后期科举考试制度设计渐趋程式化,对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甚微.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产生了启蒙教育思想.在晚清,近代科技与教育甚至被统治者提高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锋地位.20世纪前后,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教育法律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教育法律制度,颁布学堂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规范近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试析白银在中国货币制度中的历史沿革

白银从明朝中后期被大量使用,到民国初期成为中国的本位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发展史中起过重要作用。1933年,随着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币制,以黄金为标价单位的国际白银价格开始急剧上升。受此影响,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货币金融遭受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国民政府最终于1935年11月实施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从而结束了白银统治中国货币市场数百年的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王茂荫货币改革论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近代的货币改革家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的中国人。他在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吸收了宋朝以来纸币发行的经验与教训,针对时弊提出了限量发行可兑换的纸币以缓解清代财政困难及通货不足的压力,并相应开创了政府与银号相结合的发行体制,从而推进了中国货币纸币化改革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近代货币改革的发展方向,并由此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其思想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王茂荫货币改革的思想局限性在于,他认识不到纸币完全取代金属货币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所应具备的条件,即纸币能否取得流通货币地位,主要并不在于兑换与限量发行,而在于政府能否以法保证纸币货币职能的发挥。只要政府能遵循货币的流通规律,调控纸币的发行量适应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纸币完全取代金属货币的流通地位是完全可行的。     

"庚款兴学"和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通过分析美国近代对华外交政策特点,研究这一政策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影响,从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前后态度的转变、退款用途的规定以及美国各界人士的观点,揭示了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真实动机,指出其根本目在于取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推动文化在异国的复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美国在华的外交地位。认为＂庚款兴学＂并非是几个人努力的结果,既有美国对华外交的现实需求,也有更深厚的文化背景,在客观上有益于中国科技和教育的发展。     

论国民政府对交通银行的改组缘起和角色定位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交通银行是继大清户部银行之后的第二家官办银行,它的创设有着复杂的背景,从最初清政府特许的商业银行,到一个兼有国家银行、商业银行性质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早期对实业的发展就做出了一定贡献。当时中国旧式的金融业如票号已经开始走向衰落,钱庄也日渐式微,不能满足中国实业发展的需要,急需一个新式的专业银行来调剂市面。但由于对交通银行的定位不明确,长期以来,交行在业务经营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未能尽全力于发展实业,显然有悖于开办银行的初衷。国民政府觊觎交通银行在金融界的实力和影响,在1928年和1935年对其进行了两次改组,将其定位于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并成为国民政府“四行二局”金融体系的主要成员。交通银行后虽沦为官僚金融资本的垄断工具,但其专业化的形成,有利于近代实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卫三畏与美国早期的对华退款兴学计划

1858年中美签订赔偿条约,中国付给美国700,000美元损失赔偿费,所有的赔款付清后,还剩下二十多万美元余额。卫三畏提议用它在中国建一所学校,这是美国最早的退款兴学计划。该计划由于实施的条件不成熟而流产,但它表达了“用中国人的钱按美国方式教育中国优秀学生”的愿望,这种愿望对后来的庚子赔款兴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西方大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反响及其成因

西方主要大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围绕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问题上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政策经历了由“不介入”的消极态度到转变为“变相”支持的积极态度;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表现出积极的介入和强有力的支持态度;日本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则充满了抵制和破坏的行动。其实质是反映了英美等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矛盾的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也反映了中国国民政府企图借助西方外力使中国经济向着现代化进程迈进,以稳定国民政府对全国统治的愿望。     

从对币制的干预和破坏看近代美国对中国的金融侵略与掠夺

币制的设计和改革本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问题，但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货币主权却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践踏。自20世纪初，美国就通过对中国币制的干预和破坏，将中国货币变成美国货币的附庸，从而对中国的货币金融进行侵略和掠夺，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及其影响

美国对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变化过程。在酝酿阶段,因为白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美国屡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修改白银政策、援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要求,采取了“不介入”的立场,延缓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宣布后,为了操纵世界金融,美国逐渐由“不介入”态度转变为变相支持态度,以购买白银等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金融复兴也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浅谈住房制度改革中的“货币沉淀”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租增资后“货币沉淀”的出现,给改革带来了困难,现在住房改革进行的怎样?增资后货币为什么会沉淀?它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将有什么影响?今后的对策应当如何?这些问题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     

浅析“拿”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

“拿”字的异体字“拏”虽在《说文解字》中就已有注解, 但“拿”字出现较晚。近代汉语时期, “拿”字的使用渐趋普遍。本文通过对近代汉语文献语料“拿”字句的调查, 归纳出其用法主要有动词、介词、构词语素三种, 并对“拿”由动词到介词和由动词到构词语素的演变机制及过程进行了分析。       

近代汉语副词词尾“则”探源

在近代汉语中产生了一批“～则”类副词,如“都则”、“多则”、“敢则”、“总则”等.其中的“则”是副词词尾,约产生于元代,是中古副词词尾“自”的同音替代字.词尾“则”在明清时期并没有得到发展,在元代昙花一现后便渐趋衰亡.     

日本以庚款在华兴办文教事业析

通过文化渗透征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是帝国主义惯用的手段。在近代中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最终征服中国,除以武装手段外,并以文化手段相辅。即,利用废款余额,并以所谓“中日亲善”或“提高中国文化素质”或“培养人才”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至1922年止,中国未偿还日本皮子赔款部分,本利约为对见万元,偿付期限为1945年,而山东关系的收入为1810万元,共计9020万元。当时,中国经济括提,无力偿还,中国政府虽要求援付,但未能如愿。日本朝野对于庚款余额的处理,十分关注。大多主张用于对华文化事业的兴…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

对“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罗家伦的地位毋庸置疑。他留欧时受好友影响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初步确立近代中国历史的时限和主题，强调史料搜集是著述科学“近代中国通史”的基础，希望借此贡献中国学术。回国后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尝试为近代中国史料整理提供纲领性指导，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史料搜集整理提倡与著述难于下笔的对立，也反映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贡献，以及彼时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认识。     

浅谈影响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译作《文学兴国策》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异动与“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国近代社会的传统教化体系渐趋瓦解。有识之士更从制度和思想层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教制度和学术思想予以极大的关注。由此,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与光绪进士任廷旭一起合译的《文学兴国策》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此书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文学兴国策》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体制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对中、日、西文化交流的互动作了探究,并就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思考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