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营商环境视角的企业家创业行为研究

本研究指向企业家创业与特定地区营商环境间的共生关系,选取世界银行业已公布的我国30城市的营商环境数据,结合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数据,检验营商环境与创业活力间关联,希望构建一条全新的分析思路,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实证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探索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创业现状、障碍及由此引致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之源起,最终建言地方经济发展急需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认为,具备更好的“信贷支持”、更有力的“合同及财产保护法”及更少的“程序规制”的地区,将促生更多的创业、创新行动。由此寄期政府致力于从营商环境指标来改善政策、便化制度,为企业家创业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协助企业家发掘新的商业意念,提升地区创业活力,最终促进地区经济的提升与发展。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长三角海域海洋环境合作治理之道及制度安排

基于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面对长三角近海海域环境“公共池塘”治理困境,需要完善推进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绿色GDP政绩评估制度,出台鼓励环境治理方式创新的政策制度,形成多元多维治理网络,构建有利于政府、公众、企业、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合作的制度环境,实现长三角海域多中心合作治理有效运行,最终走上政府、企业、公众、非政府组织多方的合作治理之道.     

债权人监督与ST公司经理人代理成本

以2008～2010年新增ST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银行监督、政府控制、法律制度环境以及内部治理交互作用对ST公司被实施特别处理前三年经理人代理成本的综合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银行监督有显著的治理效应,其与股权集中度、内部激励机制有一定的交互治理效应,与政府控制之间没有交互治理效应。在法律制度环境模型研究中,发现银行监督无治理效应,法律制度环境与银行监督之间没有交互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债权人监督有效性的途径应是加大商业银行改革力度,减少政府干预,加强法律公平性和规范公司内部治理。     

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

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具有改善效应;相比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数字化发展对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数字化水平高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好但数字化水平低的省份显著,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部省份显著。研究结论为借助数字化发展改善政府舆情治理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探讨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是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是一种科层制结构,并且上下级政府间形成"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这也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面临困境,如地方政府职能错位、行政成本膨胀等.对现行治理结构进行优化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政关系;加强同级政府的横向委托代理关系;合理划分各治理主体的治理权限.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地方政府举债对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基于"资产组合效应",选取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城投债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举债对本地区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推高了当地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地区国有上市公司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更强的替代性,受地方政府举债影响更明显;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相比,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受地方政府举债的影响更大,承担了更高的债务资本成本。因而,地方政府需统筹考虑地区企业融资、合理、科学举债,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创新债务融资方式;国有上市公司应关注地方政府举债,做好应对措施。     

数字政府建设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吗?——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8-2020年135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异质性特征以及制度因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水平对政府治理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收入、不同区域的国家中，数字政府水平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在数字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制度因素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职人员数字素养；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及创建政府、企业与个人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障我国少数民族自治权、处理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和谐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政治制度。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当前民族地区的治理存在不足和局限,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对我国民族采取"去政治化"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历史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极大的实践性,我们不是讨论废除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如何进行完善和创新。少数民族政府作为一个政治体系随着环境变化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不断地完善和创新以实现治理的现代化,提升民族地方自治政府的治理能力和适应性以应对当前的民族冲突、民族矛盾以及民族分离主义,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环境,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对地区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土地环境执法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激发土地空间资源的潜在能量，从而有力推动地区绿色发展。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作为土地环境执法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断维持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两者的谐和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的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尽管有力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却未能提升地区的绿色生产效率，这反映出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权衡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关系。欠发达地区通过减少处罚换取增长绩效，发达地区则以过度处罚换取污染治理绩效，二者都没有综合地从治理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使治理效率整体上最大化，地方政府一方面应侧重于针对违法事件作出处罚，而非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应完善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调动市县及以下各级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及其制度载体

法治环境对宏观资源配置和微观投资者决策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间法治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表明,在采用单一体制的我国,不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通过"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的影响资源配置的规范性文件两种制度载体来体现。这些各级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虽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却在实践中实质影响着涉经济类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结果。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考察范围,不但不违背法治环境考察本意,而且恰恰是发现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差异的重要渊源。研究上述两种地方制度对企业市场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通过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这既响应了中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号召,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升地方公共福利水平。     

税收负担、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治理——基于面板PSR-熵值-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污染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污染治理水平综合指数进行极值熵值处理，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探究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污染治理水平呈现出“阶梯状”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污染治理水平非均衡性特征明显；污染治理压力、状态、响应三大子系统分别呈现“快速攀升”“平稳发展”和“波浪形升降”的演变特征。不同统计口径的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水平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宏观税负、狭义环境保护税税负抑制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广义环境保护税税负促进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发现，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污染治理水平提升，且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制约。文章从健全绿色税收体系、落实排污许可制、优化地方政府竞争等角度提出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仲裁问题审视及机制创新

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新高地,需要完善符合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营商环境制度。仲裁本应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但在内部治理机制、仲裁规则和司法监督保障等方面所表现的竞争力、吸引力、公信力的问题依然存在,实践中并未成为当事人解决商事纠纷的最佳选择。在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仲裁机制创新面临着新机遇与新要求,为服务自由贸易港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需要发挥立法权优势以制定自由贸易港仲裁条例来提升仲裁公信力,优化治理机制和仲裁规则以凸显仲裁的国际化与特色化,完善司法保障仲裁事业发展以打造自由贸易港一流营商环境。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是利用金融工具支持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资源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效能。基于系统论,围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要素供给(资源供给和制度供给)与联结对系统功能的影响问题,采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与营商环境作为代理变量,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8—2020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存在要素供给与要素联结的“弱资弱制-弱资强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和“弱资弱制-强资弱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两条实现路径,均可打破经济系统发展中的资源依赖(结构性依赖与过程性依赖),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营商环境会强化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和政治关联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