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主导作用探析

农地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农地流转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这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农地流转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原则、适度规模原则、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及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与市场边界原则.政府要积极引导农地合理流转、依法规范农地有序流转、着力保障农地高效流转以实现其在农地流转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多维分析与路径突破

农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农户迁移问题等外延性约束和农地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等内涵性约束,使农地流转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矛盾汇集点.突破农地流转困境需要构建家庭农场、坚持市场方向、加强政府调节、细化使用权配置、发展精细农业.     

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决定因素研究

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一直存在,而且流转价格还形成了相应的体系。但是现在的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体系还处在初级阶段,关于地价的决定因素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因此,探讨地价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结构和农地流转方式决定价格体系。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种产权构成农地流转的价格体系——农地所有权“价格”及其体系、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及其体系、农地其他权利流转价格体系。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及完善建议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对农地流转市场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农业部关于河北等7省(区)2015—2016年的调研数据表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而且在土地配置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公平性"作用。同时,土地流转形式多样,流转范围突破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趋势逐渐明显,流转土地的经营主体仍以农户为主,流转土地的非粮化经营问题逐步弱化,流转规范性日益增强。为进一步提升流转土地的使用效率,在鼓励流转、推动流转的同时,更应规范流转,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各项改革,提升流转土地的产权特质,创造利于土地流转并提高流转土地使用效率的政策环境。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研究

以市场机制实现农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和原发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避免集中统一调整农地给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冲击,激发农户改良土地、增加对农地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化,应遵循优化配置原则、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和自愿互利的原则.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宁夏生态移民发展研究

笔者通过对宁夏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滞后的现状分析,发现农地建设与经营成本负担是制约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的主因。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章探讨了生态移民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提出采取“农地收购”、“招募式移民安置与农地产业化经营模式”是解决当前农地短缺和生态移民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产权特性、心理账户与农地流转

基于农地人格化财产特性,结合心理账户理论,重点讨论农户农地转出的决策机理。研究发现:农地产权人格化特征所衍生的农地控制权意识,导致农户的农地流转并非是纯粹的生产要素交易,而是分别表达为以情感为导向和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两大效用目标,进而形成了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和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其中,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情感诉求而降低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激励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交易成本而加剧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抑制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研究结论:农地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心理账户差异,使得农地流转具有不同的交易含义与不同的运行逻辑,由此决定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发育进程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农地能够自由流转,但现阶段农地流转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尝试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两个角度解释农地流转率不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当前农地流转态势只是暂时的,长期内农地流转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农地流转呈“U”型关系,且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农地流转之间并非起中介作用,而是表现出“遮掩效应”;产业结构促进农地流转,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引入经济增长滞后项、考虑内生性后,使用Tobit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且经济增长对农地流转率较低的省份影响更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流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流转,即农地承包权的转让、互换、抵押、出典与入股。通过这几种流转,可以实现农用土地的有效利用,使农民致富的机会增多。     

通过土地合理流转实现农业产业化

当前农地经营模式单一，农业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户承包地经营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土地流转明显加快。我们要以土地流转为契机，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权利:社会契约论的正义原则

近代西方社会在宪政的正义原则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君权神授观念遭受到摧毁性的冲击而失去其作为法律正义性的基础。霍布斯分辨出人的两种存在状态(即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并在人的自然权利中寻找法律的正义性基础,进而提出他的社会契约论。洛克则认为,在自然权利中存在着不可交换的基本权利,即财产权和人身自主权。正义原则在于人的基本权利。洛克给出的基本权利虽然在逻辑上是武断的,但引起了当时政界的共鸣。卢梭争辩说,基本权利是契约者能够进行契约和解除契约的那种权利;这便是人权。这场持续百年的争论,洛克的基本权利观念和卢梭的基本人权概念成了西方思想界的主导性正义概念,并以此作为宪政基础。     

简析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本文分别介绍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相关理论,对比两大原则的优劣,并阐述了两大原则在教学中的应用。     

患者隐私权:自己决定权与个人信息控制权

当今隐私权向两个方向发展:自已决定权和个人信息控制权.侵犯患者隐私权,在我国医患关系中时常发生.我国法律虽有保护患者隐私的规定,但至今还欠缺患者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明确规定.国际经合组织发布的理事会劝告八原则,对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患者隐私权以及患者的自己决定权和患者个人资料控制权均为患者的人格权,建议在未来的人格权立法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农村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讨

农村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和行为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资源不足,政策对象抵制以及政策本身的适当性存在问题。为此,应从基层政府体制入手,改进政策执行方式,完善政策监督机制,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资源环境,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经济全球化对物权法的影响

物权法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历史传统和人民的生活习惯。在物权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中,物权法中的固有法内容,比如:关于所有权的类型的物权规范,关于用益物权类型的物权规范,与各国的习惯及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的物权规范等等,是难以改变的,而其他如关于交易的规则、有关担保的规则、有关公示方法、效力等方面的规定等等都是可以国际化的。只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物权法才能真正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浅析《合同法》对推行我国外贸代理制的影响

代理制度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出现并形成了外贸代理制。但是 ,在我国新《合同法》实施以前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 ,使得外贸代理制的推行遇到了阻力。新《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因而对推行我国外贸代理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化探微

《物权法》的颁布确立了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地位,但短短四条的法律条文并未体现出用益物权的应有权利。单一的住房保障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不能满足农村生活的需要。对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化的讨论既要考虑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反映宅基地使用权的福利属性;也要重视现实需求,突出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属性。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兼具福利和财产双重属性,与传统物权法上的保障特定主体生存利益的人役权和提升土地资产效用的地上权具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体现福利属性的初始取得阶段,宅基地使用权应体现人役权特点,在之后的体现财产属性的流转及消灭阶段,应适用地上权规则。     

转型期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

我国国有银行在转型过程中依然保持着软预算约束,并没有建立消除大量不良贷款产生的机制。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并不是转型经济面临的特殊现象,但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则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形成机理。软预算约束使银行行为发生扭曲,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而牵制了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阻碍金融市场准入和利率的市场化。在政策取向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使股份制改造与商业化并行,改革的渐进性要求采取逐步引进外资参股、逐步降低信用集中度和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