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及其流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直是广大农民、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该文通过对国外农地使用制度的分析,论述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行了论述。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及其流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直是广大农民、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该文通过对国外农地使用制度的分析,论述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行了论述。     

土地承包经营权探析

本文通过阐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弊端,指出已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不足,提出应在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中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改为农地使用权,明确农地使用权的物权性及土地登记等相关具体内容,并结合合同制度,形成以物权法保护为主体,债权法保护为补充的统一制度,来共同规范农地使用权,以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性因素的法律分析和思考

通过土地流转,进行适当的农地规模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已是一个不争的共识。但当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属性,土地市场尚未形成;登记制度不健全;缺少部分权能等。相应地,可构建以下几点对策:借鉴永佃权改造农地承包经营权;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推行以股份制农业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多种流转形式;建立健全相关市场来改造外部环境以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破解农地制度悖论的有效路径

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是农地制度安排的大局,但农地调整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和农民利益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制度稳定与调整的制度悖论解决需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经营制度的完善——从物权法的视角考察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管理上存在土地产权界定不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不力、流转受到限制等问题,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相关立法上也存在问题。文章从物权法的视角提出完善举措: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保障权利主体权能的实现,加强相关立法,以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

从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判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具有债权性质的不纯粹物权。用益物权的制度性优势、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我国农村在土地使用中的矛盾,都显示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鉴于我国在土地权利的建设方面重管理、轻权利,以债权代替物权等现状,应加强宪法对私权的保护、理顺目前土地使用制度中各种权利的关系,适时建立我国的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并注重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以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进程。     

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与债权论者商

澄清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新近的债权论者提出了系统的论述,试图说明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债权.然而,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不因为其受发包人的限制,或者不具有可自主转让性,或者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而失其物权性质,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而非请求权.     

"权能分离"语境下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实践的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作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制度创新, 在实践中, 还存在着诸如产权主体模糊、信托财产界定不清、多重委托人主体结构和监管缺失等问题, 特别是地方政府信用的介入, 行政干预的加强, 不仅阻碍了原生性的农地经营主体的发展, 而且存在涉嫌挤压农民利益的问题, 带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 应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相关立法, 为构建产权清晰、流转有序、监管适度的农地集合信托流转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这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读《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学平教授撰写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究》一书，深刻剖析了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农地承包经营权内部流转和外部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并构筑了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调控机制及其相应措施。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形式上的无期限性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所有权人仅具有设立用益物权的功能,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目的在于实现农用土地在集体农户之间的分配。为保证农用土地的正常使用和承包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必须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续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形式上的无期限性能够真实体现用益物权本身的价值,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和抵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保障。     

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与创新

出租是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主要方式,租赁权是家庭农场土地权利的主要构成部分。租赁权不属于依法可以抵押的财产,决定了土地经营权抵押不能解决大多数家庭农场的融资困难。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因素还包括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完善、土地经营权严格的转让条件、土地经营权的用途管制等。土地经营收益权是土地经营权人或者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依法享有的收取自然孳息的权利。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在主体范围、设立难度、权利实现和农业经营等方面,远比土地经营权抵押更具优势。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为解决家庭农场的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我国土地出让金规范化管理研究

土地出让金管理是我国公共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由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等原因,我国的土地出让金管理较为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强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使之进一步规范化的根本路径在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科学制定城市用地规划,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细化资金使用方向。     

农地第三种权利续探

自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地制度变革始终遵循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路径。当前，日益深刻的农民分化现象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我调适作用捉襟见肘。"三权分置"顺应农地权利分化趋势，超越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开辟了探索农地第三种权利的路径。然而，"三权分置"创设的农地第三种权利——土地经营权存在理论缺陷，且未充分体现农地利用市场多方主体的多元农地利益。继续探索农地第三种权利应以农地市场化利用的基本方式——出租为规范的事实基础，以多方多元正当利益为规范目的；将农地租赁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构造，以农地租赁权取代土地经营权作为第三种权利；维持农地租赁权的债权性质，在农地租赁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经依法登记后赋予农地租赁权享有某些特定的物权效力。     

浅议土地政策变动的影响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中国在农业上取得巨大进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已呈现出许多问题：粮食安全隐患、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阻碍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等。为使土地政策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从农民、土地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角度切入,阐述土地政策的重要性,继而分析土地政策的变动影响因素,概括变更原因及内容,以更好的对土地政策进行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建构新型农村生产体系。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变革的目标选择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提出我国可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 ,其实现的模式是由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制到现代农场的转变 ,实现过程分为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和发展、家庭经营的完善和提高及现代家庭农场的形成三个阶段。同时指出了土地家庭承包权转化为土地收益权是我们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基础 ,并提出了家庭农场实现和发展过程中应解决的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益分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而产生的一项关于土地的权利,这一权利诞生以后,为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经济内涵及其在实现的现实性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益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在法律上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及其意义所在。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下的承包合同研究

在现行法中,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依据。由于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不同,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中的承包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及订立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承包合同应当被明确为土地承包权的取得依据,是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实现途径,土地承包权自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设立。承包合同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法律适用、规范内容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承包合同不能适用《合同法》,应当由《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从而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是承包合同的主体,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和内容,明确农户消亡是承包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合同没有必要存在。家庭承包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划拨方式,将土地经营权给予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四荒”土地经营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方式给予土地经营权人。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商品化的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机制创新。农地使用权商品化便是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创新,是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的有效途径。实现农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商品化必须完善土地承包合同、实现农村土地管理形式由集体低级管理向政府高级管理形式转变、建立农地承包经营使用权自由买卖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必须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