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乡土的重构——新时期三十年"鲁迅与民俗"研究述评

新时期三十年来的"鲁迅与民俗"研究,从鲁迅作品中的民俗表现、鲁迅与民俗学学科的关系、民俗生活对鲁迅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体现了时代的意义,并从更多的侧面解析了鲁迅之所以成为文学巨匠的文化基因.     

"三言""二拍"女性贞节观的还原考察

与明代的经济发展、思想变革相同,"三言"二拍"的女性贞节观具有进步意义.在作品中,贞节已不是女性婚姻生活的最高准则.作品提倡贞节与情爱的统一,主张以追求幸福突破贞节的枷锁.对于贞节观念的受害者,作品既有同情也有赞颂,却缺少理性的批评和反思,贞节仍然作为一种女性的人生价值和社会的伦理原则被尊崇."三言"二拍"的贞节观念更大程度地停留在封建教化上,人道主义的、男女平等的现代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三言"在日本

"三言"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东传日本以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前期读本小说以改编"三言"为主,日本学术界的"三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借鉴。     

中国海洋民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从"彩舟流"到"精灵流"

在当今文明互鉴的格局下,探究中国海洋民俗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受容,日本长崎的"精灵流"民俗活动便成为被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一民俗活动深受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送王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的"彩舟流"等中国传统海洋民俗文化的影响,并融入长崎的风俗特色和地域性格,从而构筑起独特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其在思想建构上也具有精神寄托寓意、阴阳时空互动、伦理道德隐喻、集体文化记忆的内涵.不仅如此,这一民俗活动更具有作为海丝贸易的历史见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表现、作为地域特色的旅游资源等多重性的价值体系,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冯梦龙的情爱观分析"三言"中商贾的婚恋态度

文学是人学,是心学.冯梦龙的"三言"是其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展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带来哲学上王学左派的兴起与文学上市民文学的繁荣,对冯梦龙的情爱观产生重要影响.从冯梦龙特有的文化人格和心态,深刻剖析"三言"中商贾对待婚恋的不同态度,是掌握 "三言"中商贾形象特征和了解冯梦龙情爱观的独特视野.     

校园"言子"及其流行条件

校园"言子"的兴盛表明了语言在变异中的流动趋向。在论及校园"言子"流行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及了其流行的基本条件,指出语言变异在向青少年人群逐步扩散中,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语用等是催生其发展的"土壤",而对校园"言子"的规范,则应当立足于整个社会的语言规范。     

从王弼"言意之辨"解析产品设计语言

"意言之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渗透到美学领域,展现出了东方思维的巧妙和深刻.运用这一理论于产品设计,我们能够超越西方产品语意学把设计的表达与认知割裂开来、只强调"意"与"言"的关系这一局限性,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沟通"意"言"的最重要的"象"的研究,通过研究产品存在的环境、社会、条件这一"语境"和不同生活形态、生活经验、知识背景、个人喜好的个体对未知物品的认知差异,来完善设计历程和产品设计所能表达"共同体"的意识或特性的探讨.而这正是目前设计界在设计能力上最值得提升的部分.     

"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

"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同为史学典籍的传述方式,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对历史人物给予褒贬的评价,都不同程度地遵循"言有序"、"言有物"的创作原则.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春秋笔法"实质是儒家对春秋的解读之法,而太史公笔法则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实录精神.     

"三言"中定情信物价值论

"三言"中的定情信物,作为恋爱男女双方表达真情的凭证,以特定的形式传达着与众不同的含义。它是一条枢纽全文,激化矛盾,贯穿全文的"密针线",体现了自身的社会、民族、文化意蕴,更折射出了古代女子悲惨的人生命运和"礼教"对人性的扼杀。     

“三言”作品中复仇手段的模式化倾向及其成因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在“三言”有关复仇主题的篇章中,作者在为复仇主体选择复仇手段时呈现出明显的模式化的倾向,即:身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大多选择了科举作为复仇手段,通过科举,在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从而达到复仇的目的。这与传统的手刃仇人式的复仇手段有着很大的不同。以科举作为一种复仇手段是有着很深刻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的。     

冯梦龙的音乐文学思想

明代杰出文学家冯梦龙在文学领域的成就颇丰,然而世人对他的关注往往只停留在他编选的小说上,对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不够深入。他凭借个人之力搜集、编辑了当时的民歌俗曲集《山歌》、《太霞新奏》等作品,为后世研究当时俗文学和地方的民俗风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某些篇章道出了冯梦龙对民歌俗曲这类音乐文学的独特见解,成为我国古代乐论、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世情小说教主冯梦龙的小说雅俗观——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一

雅与俗是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有着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化的、文学的、艺术的等丰富内涵,雅俗不仅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文化与社会乃至人、事、物的重要标准。雅俗问题是冯梦龙＂三言＂研究的核心问题,雅就是道心、天理,俗就是人心、人欲。冯梦龙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其＂三言＂的成功带动了世情小说持续的热潮,《型世言》、《石点头》、《豆棚闲话》,特别是《红楼梦》等一大批世情小说杰作相继问世,冯梦龙不愧为世情小说的伟大先驱与教主。     

从传奇改本看冯梦龙的思想世界

冯梦龙为了科举考试长久研读《春秋》,并撰写了相关著述。他深受《春秋》大义影响。《春秋》成为他认识世界的方法,这在他的传奇改本里有着深刻的反映。可以说,传奇改本成为冯梦龙参照《春秋》大义重建“世界秩序”的理想文本。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     

冯梦龙性别观念考察

冯梦龙对主流性别规范所做的种种调和与修补,貌似反抗,实为妥协。他对情的倡扬,是以主流性别规范为养料的恶之花,是注入了传统性别观念之蘖的鸩酒。他对主流性别规范的再思考,再次证明了主流性别规范力量的强大。     

试论冯梦龙的笑话理论及其意义--以冯梦龙辑录的三部笑话集为例

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及民间文学搜集者冯梦龙(1574~1646),曾经编选了《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又名《古今笑史》或《古今笑》)等笑话专集。在他编选的三部笑话专书的序文及部分引言里,冯梦龙比较集中地从笑话的接受心理、笑话的本质特征以及笑话的分类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笑话理论,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笑话这一民间文学体裁的理性认识。在我国古代稍欠发达的笑话理论史上,冯氏的理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异数。认真总结这一笑话理论遗产,将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笑话这一民间文学体裁。     

冯梦龙的思想个性构成与“三言”的情理世界微探

冯梦龙被认为是晚明进步文人,但同时他又是儒家循良;"三言"是部充满情欲的小说,但同时又在宣扬伦理。它们是矛盾的,但却因为特殊的时代把它们统一在一起,这种复杂包蕴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素政堂主人"为冯梦龙之子冯焴考

本文是对才子佳人小说出版家“素政堂主人”姓名及简况的考证。根据《列女传演义》“东海犹龙子”序后的“龙子犹印”、“素政堂”两枚印章,推知“素政堂”即冯梦龙所有之堂。但素政堂主人从事才子佳人小说出版事业时,冯梦龙已死,故素政堂主人当是冯梦龙后人。再据其他资料,推定素政堂主人为冯梦龙之子冯焴。     

论情教思想与对佛教的态度——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说起

将情视为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本源,以情为伦理道德是冯梦龙情教思想的核心。他企图以情为基础构建完美的社会道德体系,却在"三言"中表现出种种背离自己的情教思想本意的言行。文章从《醒世恒言》对佛教既抨击又推崇的矛盾态度进行论述,认为作品对佛教的态度与情教思想相背离,主要是时代与个人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