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

累世同居的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受到过宋、元、明三朝旌表,该族的<郑氏规范>也流传后世,义门郑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实际上成为宗族,具有独特形态.共财与同居相辅相成,是义门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义门郑氏的宗族制度完备,私塾族学也很著名.<郑氏规范>形成于元代,又受到明初社会的一些影响,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也参考了著名义门的家法.<郑氏规范>作为早期宗族性的规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宋以后宗族制定族规进行宗族建设之先河,改变了宗族的日常生活.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述评

改革开放后, 沉寂多年的宗族在乡村复活,对当代农村社会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进程.本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中研究的述评.     

宗族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宗族对近代社会的影响邓河宗族是中国乡土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它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血缘性和地缘性相结合的群体组织，在广大的乡村中也曾产生过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深入探讨宗族组织在近代...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

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宗族义庄，苏们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泉、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它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遗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乡外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盛行 ,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姓氏作为宗族血缘的符号和标志 ,人们赋予其很多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对古代法律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传统姓氏文化与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立后收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

青州麻氏家族是北宋时期一个极有影响的强宗豪族。从这个家族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强宗家族在基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显著特点。而这个家族的兴盛与骤衰，又充分表现出了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与强宗豪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叙述分析麻氏家族这一个案，可以深化我们对宋代强宗豪族具体情况的认识。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

永嘉年间,由于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胡族乘机掀起了反晋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也发生分化,他们的势力持续膨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深.进入十六国时期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地方豪族势力始终游离于胡族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外,造成了北方政局的长期动荡.     

论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对当代文化养老的影响

文化养老是在精神与物质双重评价标准下的,囊括养老思想、养老规范、养老措施等内容的复杂整体。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中养老文化的内容,对这一复杂整体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辩证分析这一影响,吸收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精髓,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养老体系,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