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刘之争与中国文化的困境

文艺界历时一年多沸沸扬扬的姚雪垠与刘再复的论争渐次归于平寂了,但这场论争为人们留下的并不是句号,而是一个问号。因为姚刘之争的意义决不只是这二位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学术观点之争或个人门户之见,这次论争甚至超出了文艺论争的范围。在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话语权力之争:文艺论争的一种隐形形态

文艺论争贯穿了整个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这些论争的起因既包含有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上的分歧,更蕴涵着话语权力争夺的因素.从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革命文学攻击鲁迅、茅盾、自由人第三种人对付左联的事例中,可以发现话语权力之争是激起多次文艺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论争与西学传播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洋务派同顽固派之争,改良派同洋务派同顽固派之争,以及革命派同保皇派之争,每一次论争使西学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三次大的论争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艰辛地走着学习西方的道路。     

如何克服比较诗学的"信用危机"?——来自比较哲学的启示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论争.现在,这场论争只是作为一个史实还被我们记起,似乎已与我们的研究境况没有深切的牵系了,其实则不然:因为引发这场论争的深层原因仍然存在,这就是潜藏在方法优劣之争下面的信用问题.     

两晋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再考察——以儒佛关系的变迁为切入点

通过晋朝两次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的对比,可发现两次论辩无论是论辩的背景、论争双方的成员构成还是论争的重心都大不相同。而如果从整个儒佛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并非仅是儒佛伦理之争,宗教与政治的博弈决定了论争的发展和走向。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抗战后期的择都之争

"择都之争"是抗战后期社会各界主要是学者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建都与国家未来发展问题的学术争论活动。争论焦点集中在北京、南京、武汉、西安、长春、兰州、济南、重庆等城市,论者各依自己的建都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建都主张,争论不仅仅是一个首都位置的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建都问题认识的高度。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横向考察

理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概念之争"、"性质之争"、"关系之争"、"标准之争"和"终结之争"五个方面。其中"概念之争"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与肯定派之争;"性质之争"表现为反马克思主义说、非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说与具体分析评价说四者之争;"关系之争"表现为与列宁主义关系之争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之争;"标准之争"表现为基本原理说、原本意义说和具体条件说三者之争;"终结之争"表现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     

历史意识·本土意识·问题意识——2009年度文艺学研究热点扫描

2009年度能够被称为热点的文艺学研究问题大体仍然是新世纪以来重大问题论争的延续,但是历史意识、本土意识以及问题意识的增强却是文艺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的表征.2009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三十年"使文艺学六十年的反思与回顾充满了复杂而纠葛的难题;在文艺学的本质论与建构之争中,争论双方虽在"本质有无"上有分歧,但均自觉放弃"本质主义思维"应该是难得的收获;围绕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和以"实践存在论"为代表的理论发展之争仍很激烈,甚至带上了个人意气;文化研究在淡化了与文学研究的边界之争之后,其自身的学科之惑和机制之难则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重心.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过程考述——兼论后期创造社五位主力新成员的入党问题

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在1928年上半年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涉及到了一系列复杂且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一论争的面目长期以来都模糊不清。通过考察这一论争的经过,对＂革命文学＂论争发起阶段的具体情形,比如中国共产党与这次论争的双方在最初的互动,可获得更确切的认识。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近期文论中的底层论述述略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2005年11期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有学者把这次论争视为2005年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1]其实,人文知识界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从1990年代末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系列开始,到2004年<天涯>杂志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底层"概念逐渐进入文论领域,成为文学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     

古今学问之战的历史僵局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大约四十年间,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古今之战”.这一事件通常有两个名称:在巴黎爆发的论争称为“古今之争”,在伦敦爆发的论争称为“书籍之战”.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分析这场“古今之战”的开端,维持而非打破“古今之战”的历史僵局,对于文明史的未来发展更有意义.     

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