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顺与叛逆：清水江-沅江地区杨公神的多重叙事模式解读

文章是对湘黔桂渝4省杨公信仰现象的一个再阐释,是对过往研究的反思和回顾.清水江-沅江地区各地杨公信仰差异极大,4省各地有关杨公神的神圣性来源的历史叙事复杂多变.杨公历史叙事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史中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反映.     

现代性与农村生态危机:“断裂”的视角(1949—2012)——基于云南省M县四村田野调查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与现代性因素的扩张密切相关。传统与现代"断裂"是生态危机重要的分析视角。本文通过对云南省M县的田野调查,阐释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机制。研究表明,"中心化"的现代资源管理制度代替地方依靠传统社会规范和信仰禁忌的社区自主管理制度、以追求产量为目标的汉区农耕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先后取代地方传统的农耕方式和地方知识、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产业通过"自然资本化"逻辑取代传统生存导向型农业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需要对现代性和断裂予以深刻反思。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知识教育与信仰危机

教育的目的是以知识教化人.本文通过对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知识、意义、信仰与教育关系的反思性考察,认为意义世界是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系统,是一个超越性的信仰世界,而现代知识教育则导致了意义的失落和信仰的危机.寻求和重建信仰,是当代中国教育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巴别塔的启示

音乐是一种在特定逻辑体系中体现出来的意义指称,注定了音乐阐释的多纬性.横向上,表现出相同文化中的解释纬度;纵向上,即其他文化中,在其自身逻辑体系基础上完成的音乐阐释.<圣经>中巴别塔所隐含的是一种以技术信仰为手段所建构起的逻辑体系,是一种强迫式的"一样语言"的价值观念,它导致了技术标准的恒定真理和意义"阐释"空间的消解,对音乐在技术语言背后的价值分析有重要启示.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发轫——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从个人主义出发,冲破了中世纪思想桎梏,体现了人的觉醒.从知识世界角度看,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旧的信仰知识世界在新的知识世界冲击下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对新生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两个方面影响:一是将政治学领域让给了新生的政治知识;二是信仰知识体系缓解了与新生知识体系之间的斗争,以致两者在对抗中产生良性互动.由此,一个崭新的科学理性主义政治学大厦的地基已经打好.     

信仰是生态意识的最早萌芽

信仰一旦形成,便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继续存在,人们遵循古老的信仰方式继续生活,因为信仰就包含了许多历史的信息,对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从信仰的产生,信仰的内函以及信仰与现代的生态保护之间的接洽之处和对现代生态保护的启示等方面进行阐释.     

佛山龙舟竞渡起源研究

龙舟竞渡流传地域广泛,历史悠久,其起源众说纷纭。佛山多水多雨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导致佛山的水神信仰非常兴盛,龙神是佛山十分重要的水神。龙为司水之神,要想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蚕丰鱼肥,就得祭祀龙神,在佛山祭祀龙神的仪式之一就是龙舟竞渡,这就是佛山龙舟竞渡的起源。     

狼图腾,还是熊图腾——关于中华祖先图腾的辨析与反思

一度有人认为中华文化的图腾祖先是狼,但我国北方的考古学发现表明,熊作为崇拜偶像出现在5500年前牛河梁女神庙之中,而且,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直接有关联的,看来也是熊。再参照北方萨满教传承中的有关熊的仪式、信仰和观念,结合上古时期楚国君王姓熊的事实,可以知道,龙的传人之中当有重要一部分为熊的传人。     

浅谈"龙纹"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艺术设计中,龙纹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装饰图案,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具有标志性,为全民族所共识,并为人们所接受。了解"龙纹"的文化内涵,可以使我们对龙纹样的认识突破"装饰"的表面层次,而走向文化、历史精神的深层次。本文沿着历史的轨迹,从龙纹的产生、演变、发展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试论五龙信仰的形成与演变

五龙在古人观念中是行云布雨的主神。它是在上古龙神信仰的基础上,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形成时间并非一般所认为的秦汉时期,而是战国时期。唐开元年间,五龙神开始受到朝廷祭祀,进入官方正祀系统。至北宋徽宗年间,五龙神更被朝廷为敕封为王爵。不但如此,这一时期五龙信仰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祭祀五龙的神坛变成了祠庙,土龙变成了神像,拥有了人的形象。金代以后,由于朝代更迭和文化变迁,五龙祭祀退出朝廷正祀。失去官方色彩之后,五龙信仰在民间获得了持续发展,进一步人格化、职业化和地域化。     

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论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

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原旨是通过理性回到信仰,即为信仰而认知;其宗教哲学基点是确定理性的限度,为非理性和神秘性留下余地;其宗教哲学构建是希望超越抽象理性,实现一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知识与生命的哲学综合。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是深入地理解俄罗斯哲学、理解俄罗斯文化以及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钥匙。     

试论理想主义的信念根据

理想主义的信念根据首先在于它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确信，它确信理性具有极强的认知能力，能够获得知识和真理，因此能根据这种认知能力构建一个可信并能实现的理想世界。但理性本身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无法获取先验世界的知识，只能由信仰来保证，理想主义只能通过理性与信念的联姻才能存在。     

从文化学角度试析"龙"何以有"禁忌"之意

"龙"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一共有22个义项,我们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发现,"龙"还有一种特别的用法,意为"禁忌".龙具有这一用法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龙是神圣的,人们崇拜龙,从而产生禁忌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龙"的原型是蛇,人们对蛇的惧怕在龙身上延续着,因而产生禁忌心理.     

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

文章力求从“现代性”文化的批判的视角,揭示现代信仰危机的认识根源和经济文化根源,进而辨释知识信念与价值信仰、现实与理想、宗教与信仰本身的内在关联,分析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缺失和精神衰弱现象,以期给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内在精神紧张和信仰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中国传统龙舟竞渡源流考

沅陵龙舟竞渡是为了祭祀苗族先祖盘瓠而形成的,它远远早于祭祀屈原的龙舟竞渡.屈原在<湘君>、<东君>等诗中曾对沅陵龙舟进行过激情的描写,说明沅陵龙舟竞渡起初跟屈原毫无关系.让沅陵龙舟竞渡与屈原人事相关联的人是欧回和刘禹锡,他们使得沅陵龙舟竞渡原始巫祭色彩注入了爱国的新思想.沅陵龙舟竞渡拥有四个世界之最.因此,将中国传统龙舟竞渡的故乡定于沅陵是可信的.     

龙崇拜研究述评

20世纪初以来 ,龙崇拜研究在龙崇拜的起源、龙形的演变、龙崇拜的文化涵义、龙崇拜的性质、龙崇拜与中国政治、少数民族崇龙习俗以及中外龙俗比较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龙崇拜研究从整体上来说至今仍然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