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公义与律法之间——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

侦探小说本是外国的一种通俗小说类型,是训练人的思维的智力游戏,但在清末民初开始输入我国时,人们读出的却是"人权"与"科学"的内涵.不过这并不能遮蔽本土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游走于公义与律法之间的文本事实.在侠义文化根深蒂固,律法制度很不健全的近现代中国,这大概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宣扬现代精神 塑造理想国民——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本土特征与特殊使命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繁荣之时,恰是＂五四＂精神影响深远之际,小说家们塑造了霍桑等具有＂理想国民＂特点的侦探或侠盗形象,并努力宣扬＂科学＂、＂法制＂等现代精神,试图将侦探小说作为市民的＂通俗教科书＂。因此,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体现了＂启蒙性＂这一本土特征。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中国侦探小说家通过作品对国民进行＂启智＂和＂劝善＂的努力不容忽视。     

从“人物话语表达方式”视角论《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悬念建构

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成功的悬念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作者对小说文体宏观层面＂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的审美选择。＂自由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被重点地用于制造悬念,这两种直接式极大缩短了叙述距离,使读者能直接探究人物话语含义,影响读者对人物话语的解读。＂言语行为的叙述体＂有助于掩盖必要信息,也发挥了制造悬念的功能。侦探小说的文体选择与它的美学效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侦探小说的非线性认知叙事范式

侦探小说表层情节结构的线性侦探过程掩盖了深层的对犯罪故事进行线性还原的非线性认知叙事过程。侦探小说非自然认知的谋篇布局,宏观结构中的＂双层结构＂,破案过程中的多层次、多角度、多线程的多头叙述,环环相扣的叙事模式中的＂子叙事＂与＂话语＂,案件场景剪贴画式的描述,线索材料的隐略或淡化,模糊多义的叙述话语等,造就了其非线性的认知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是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或人们的认知范围受到限定。侦探小说采用非线性叙事模式,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诉求,以实现其审美价值。     

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观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这一类别有着特别的偏好,推动了侦探小说在拉丁美洲的扎根、生长与传播。作为评论家,博尔赫斯撰写过大量与侦探小说相关的评论;作为作家,他进行了带有实验性质的创作,对拉美侦探小说的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梳理、研究博尔赫斯撰写的相关评论、序言以及部分对他的访谈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观是以读者接受为中心的。解读博尔赫斯侦探小说观,有助于揭示侦探小说的阅读、创作、评论之于博尔赫斯文学生涯的意义。     

儒耶“金规则”差异辨析：跨文化伦理研究的一个“元问题”

作为跨文化伦理研究的一个＂元问题＂,儒耶＂金规则＂的内在差异理应得到更多关注。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儒耶＂金规则＂的主要差异归结为表述（否定形式/肯定形式）、起点（自然本性/先知律法）、维度（现实的行为规范/超越性的信仰）和对象（具体的人/抽象的人）这四个方面。而通过更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上所有这些差异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儒耶＂金规则＂在处理＂施＂与＂欲＂、＂己＂与＂人＂这两对关键概念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思路。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新颖别致 妙趣横生——爱伦·坡侦探小说“玩游戏”的特点

爱伦·坡是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他尽管只创作了六篇推理侦探小说,可它们却有独创性,成为侦探小说经典写作范式。在侦探小说里玩游戏是坡的一大创造;小说里,最大的游戏玩家自然是侦探杜宾,他耍尽了花招,牢牢地吸引住读者,让人爱不释手。这实际上是坡的写作天才和智慧的具体表现。     

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

侦探小说是一种承载着理性观念的现代文学类型。这不仅表现在侦探小说中侦探形象的塑造,其本质是现代社会对一个具备理性、科学、正义等现代品格,且拥有很强理性运思能力与行动能力的"现代理性人"的典型代表和美好想象;与此同时,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还体现在其对世界可知的自信、对客观秩序的想象、对理性运思/逻辑的运用、对知识占有的欲望以及对科学技术手段的依赖等几个方面。     

马修·阿诺德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新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传统文化＂是他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理论内核价值丰富。他认为严肃文化的守护只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剩余民＂或＂有机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这是＂文化霸权＂的时刻,这开启了他对＂大众文化＂正面的认知,对英国文化研究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背景文学元素下的非常事件叙述——欧美文学思潮与侦探小说发展的关联

通过分析和对比阿瑟·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进而研究侦探小说与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关联，即欧美文学思潮的文学元素在侦探小说中的表现。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致力于对翻译文学与整个文学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关注,解释了一些以往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被译介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情况,并以侦探小说这一特定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证明翻译文学在本国文学多元体系中地位的动态变化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深化的过程,指出了侦探小说在翻译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原因,实现了多元系统论在文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张坤德与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翻译

中国早期的侦探小说翻译由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侦探小说被引入开始。最早翻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张坤德长期为研究界所忽视。文章从张坤德与《时务报》的关系,以及张坤德翻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特点等方面,对张坤德的翻译活动和成就进行了梳理,认为张坤德是我国早期侦探小说的开先河者,应在侦探小说史上确立其相应的地位。     

论《狐步杀》的侦探叙事及张欣写作的意义

作为以言情见长的作家,张欣在《狐步杀》中对侦探小说叙事成规的运用相当成功,这是一部在很大程度上按侦探小说的成规套路构建起来的言情小说。从对侦探小说叙事成规的充分运用,到侦探与言情两种叙事模式的碰撞与平衡,再到从侦探向言情的回归,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狐步杀》强烈的故事性;进一步而言,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张欣的睿智和心中所藏的读者意识,感受到张欣写作的意义。     

从大众传播析通俗文学的合理性——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为例

在大众传播时代,商品经济和技术社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观念和审美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整个社会状况的变化,文学世界内便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通俗文学开始取得了某种经典文学所不具备的强大优势,这一优势是由通俗文学中的侦探小说等的广泛影响显现出来的。其中英国著名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凭借其侦探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成为通俗文学在传播时代成功的典型范例。     

旧瓶中的新酒:玄学侦探小说论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之一的玄学侦探小说早已在世界文学中领有一席之地。囿于仍将这类小说归于“俗文学”的传统二分法文学观,它在中国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通过回顾、分析这一次文类（ｓｕｂｇｅｎｒｅ）在西方和中国的演变过程,本文得出结论：玄学侦探小说基本上以传统侦探小说形式出现,却又在颠覆与反叛其陈规俗套的基础上获得了质的升华,即体现后现代主义诗学特点之一的本体意识的流露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的文本解读——兼论犹太律法的发展

以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借贷还贷的情节为线,从犹太律法发展和文学人物塑造角度,叩问并解读中世纪末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激烈冲突的实质。文学喜剧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宗教迫害的悲剧,而犹太律法也正是在这一场场悲剧中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     

葛兰西论侦探小说——兼及福柯关于犯罪文学的话语分析

葛兰西从美学高度分析了侦探小说的商业性．提出应从“实际的和文化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等方面分析侦探小说流行的原因。葛兰西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实际上将侦探小说视为“人民一民族”的文学的一个部分。福柯的话语分析则表明,侦探小说、或者犯罪文学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话语实践转型的产物。并在诸多社会层面产生与之相关的话语效果。二者的分析有趣地勾画了侦探小说历史流变的谱系。     

试析《谋杀的解析》的情节模式

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建构、母题的选择、复合情节的运用和悬念的设置等情节模式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遵守侦探小说创作规范的同时,也颠覆和充实了侦探小说的创作要素。作品融合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拉近了侦探小说与纯文学之间的距离,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创作界限,使我们看到了侦探小说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融知识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于一体,作为通俗小说的侦探小说,只有在建立模式和突破模式的道路上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才能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