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

社会转型的关键是制度的转型,制度创新在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首要问题是标准问题,是价值导向问题.制度创新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工具,制度的作用就在于能够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切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度创新不能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和作用,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均依赖于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但社会力量对国家制度创新有重要作用,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利益诉求是国家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动力,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是国家权力能够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机制.制度创新是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是一个漫长、渐进的历史过程,不是靠个别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所能完成的.     

论民主与权威的博弈与平衡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社会转型时期,肩负着政治民主化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此阶段社会极易产生不稳定,且面临诸多社会稳定问题,包括权威认同问题、民族归属问题、台湾统一问题、领土领海纷争问题等。社会稳定问题的背后是公平与秩序,二者的维护需要通过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来实现。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内容。我国应当立足于当前国情,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其他国家社会转型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设计合理道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制衡与互动:司法权威的制度支撑

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成长。在专制政体下,司法依附于行政权力,体现的是行政权威。而在民主政体下,民主政治与司法权威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民主政体的权力制衡机制不仅给司法权威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司法权威的成长,司法通过给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资源和维护意识形态树立了自己应有的权威。     

集权制政治与现代法制之关系研究

在现代法制社会 ,法律的基本作用被认为是约束与限制权力 ,而集权制政治的权力基础却来自内部 ,来自于领袖或一党制中的政党的威望或影响 ,社会环境包括法律制度对这种权力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 ,集权制政治与现代法制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错综复杂。一方面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传统权威有依赖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法律制度有助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形成 ,而现代法律文化是对传统权威的一种挑战 ,现代法律制度还为集权制政治的改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提出 ,解决目前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并立制议会选举制度在东亚地区的实践探赜

并立制议会选举制度作为混合选举制度的一种,是苏东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昙花一现的产物,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衰落。令人意外的是,并立制议会选举制度却在与苏东地区情况截然不同的东亚地区落地生根,日本、韩国都主动选择并立制作为自己的议会选举制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东亚地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基于政府的效率、权威和代表性的平衡,基于单数选区和复数选区的平衡,基于选党和选人的平衡,基于选举复杂程度与投票目标性之间的平衡。社会发展带来了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政治精英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东亚地区民众对于政府权威的认同和效率的要求以及该地区特殊的政治文化,是推动并立制议会选举制度在东亚地区得到确立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风险与重构

休闲社会特定的时空条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有所流失,主要表现为自由化话语性质挑战主流话语权威、开放式话语平台分散主流话语力量、戏谑化话语方式改变话语权力格局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导致个体休闲异化、危及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国家机器运转等,使得个体、社会、国家都面临一定风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创新话语内容、转换话语方式、优化话语传播、促进话语认同,全方位地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近现代祭孔的困境及其衍变轨迹

近现代时期,传统的政教体系被撕裂。庙学制瓦解、帝制终结、儒学权威不再,祭孔的政治、思想、制度基础都轰然崩塌。但祭孔这项中国祭祀传统中意指最丰富的文化遗产,依然继续漂移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一方面被继续推向权力的神坛,另一方面,又向民间社会延伸。祭孔因其作为象征仪式易于搬演的灵活性使其具有被独立抽取呈现于不同的政治-文化情境中的可能性。如何在从庙堂走向民间、从政治走向文化的方向上探寻祭孔在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以及承续的新生长点,是历史留给当下的未完成的课题。     

转型时期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构性分析及治理

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使其具有扩张和被滥用的可能性,从而出现公共权力异化,并在社会生活中直接表现为权力腐败。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构的调整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经济根源,集权政治遗风的影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政治根源,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的缺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法制根源,政治伦理建设的滞后是公共权力异化的道德根源。有鉴于此,应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公共管理者的利益最大化;加快权力结构调整,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加快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构建新的政治文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建构开放条件下的政治发展观

全球化是一个夹杂着政治、经济、文化变量的复合的历史进程 ,它对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集中投射在政治层面 ,构成对政治发展的挑战。这表现在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三个向度上。处于开放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上作出回应 ,即在主权上进行自主限制 ,处理好主权与其它国家权力的关系 ;致力于国家能力的提升 ,处理好政策制定能力与制度变迁能力的关系 ;并在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上处理好民主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政治发展的工具理性将使全球化这一由西方国家竭力推动的过程 ,成为逐渐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