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经济理性范式假定了希腊／基督教（Greco—Christian）的立场，即万物归根结底都仅为人类所用，人类自由地把环境商品化。追求利益是人类社会能持续发展的动力，但过分的向环境索取，使得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人类应该把自我行为约束在一个具有生态边界的社会中，避免生态崩溃而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建构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     

理性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基于高兹生态理性的视角

理性的合理性维度在现代社会被埋没在理性的假象之下,理性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指导性作用。高兹在此意义上提出了具有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启发的不仅是理性重新思考的必要性,而且指向了人类生存维度的理性建构,即高兹提出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把人类理性引向生存维度,凸显了理性的现代性张力,理性不仅要顾全自身的发展,更要在自身的发展中实现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生态理性把握住了理性在生存维度上的合理性。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理性的转变

任何时代的道德体系都需要特定的道德理性模式来思考、加工、整理和完善,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理性分别实现了由情感理性、金钱理性到市场理性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能以市场理性为蓝本,构筑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理性和非理性的经济利他主义

经济利他主义具有底蕴深邃的意旨.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中.经济利他主义的非理性通过利他意向、情感等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经济利他主义的理性则表现为人际博弈中的利他实践理性,这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预期进而实际影响其选择的动态策略.非理性和理性的认知路径将全面敞开经济利他主义的问题境域,盈溢其特有的理论内涵.     

农户经济理性问题的理论争论与整合

西方农民学研究中形成了实质主义“道义小农”理论、形式主义“理性小农”理论的争论及“综合小农”的理论综合,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影响深远.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小农经济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处在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其经济理性行为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变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批判经济理性和重建生态理性——论安德烈·高兹对生态危机的新阐释

当前,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揭橥生态问题的根源日益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仅囿于社会学或者生态学视角进行探讨,而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另辟政治生态学路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理性这颗"毒瘤"引发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引发的三大病状,然后对症下药,推行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进行文化革命,最终重建以生态理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这一生态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它仍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论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理性人”的塑造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处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在21世纪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既要重视经济增长,又要不忽视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它的支撑力与传统发展模式简单地依靠自然资源和动力的支撑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向现代的"社会理性人"的转变势在必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改变陈旧观念,弘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目标,在具体的行为上塑造"社会理性人";加强法律保障,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社会理性人"的塑造也必将成功,而且一个文明生产、文明经营、文明生活、文明消费、文明娱乐、文明活动的人文社会也必将会确立起来.     

超越经济理性重视生态理性和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经济发展不是社会的唯一或终极追求,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更因为作为人类内部劳动交换关系体现的经济理性无法兼顾更高层面的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     

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

纯粹理性对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一种经济假说。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受到舒尔茨、塔克斯等理性论者的批判。中国自然经济历程较长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非理性的特征应该更为明显 ,但实证性研究材料表明 ,农民甚至包括贫困农户的经济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当然 ,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还在继续     

经济理性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反思

经济理性是当前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反思的核心和关键。从现代性知识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从"生活"转变为"知识",文化规律被知识规则取代,文化实存由此发生根本变化,文化表达进入理性时代。从文化策略来看,经济理性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两面性,既是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又是产业发展的重大难题;既是当前文化发展的中心问题,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从文化的时间与空间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积淀了悠久的历史和民族的记忆,被预设在一个特定的利益共同体之中,既定的规则和价值尺度在意识形态、经济理性和文化结构的交互作用下呈现等级分明的下层空间、中层空间和上层空间等三种空间形态。     

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研究

经济理性是一个具体运用理性化能力的过程,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它是一种有界理性。经济非理性与经济理性是一个相对立的范畴,它是集对经济理性研究范式修正、质疑与补充、辅助的概念性工具。从经济哲学层面分析,经济理性与经济非理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经济活动中,两者都不能偏废。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

本文对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从总体上作出分析、比较,初步揭示二者相容、和谐的可能性,并阐述两种理性在行为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限理性和经济进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主体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和经济系统的均衡假设。本文认为,现实经济的自然属性是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经济主体的适应性,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导致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经济主体的适应性导致经济系统的进化性。因而,现代经济学应将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假设和经济系统的进化假设作为理论基础。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浅议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人”的存在是全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支撑点 ,“理性经济人”的设定对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系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市场活动中也交织着许多非理性行为。     

循环经济的价值回归——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性和社会价值关怀的缺失使得"理性经济人"预设因然而生,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存在理念上的不足.理性经济人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日益破坏着愈发严重的自然生态关系.生态危机便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后果.克服当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困境.必须以"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循环经济作为本质上的生态经济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逻辑起点.     

理性范畴刍议

文章从译本对斯科特专著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中Economy一词译作“经济学”所引发的歧义谈起,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两者间的恰当性问题,继而引出以经济理性诠释或理解传统农民经济行为是否恰切这一具体研究问题。基于此,文章对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过程、类型及其局限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一方面明晰了该范畴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指出经济理性的社会转型并非历史的必然。文章在最后指出,时间维度与理论框架是理解与回应“农民是否具有理性”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