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人与城市公园(1930年前后)

1930年前后的国内思潮非常活跃,一大批聚集在城市中的文人在文化立场方面有着诸多差异,各类群体的文人有着不同的城市活动方式,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通俗文学作家）等不同类型的丈人与城市公园的关系各有千秋,探究文人的城市公共空间意识有助于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和文化语境。     

文学的日常性品格——文学理论的一种新关怀

文学从呈示至境意象以及叙述中心意识形态话语的“集体文本”中挣脱出来 ,面向人类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世界 ,日常叙事展现人间万象蕴藏着的意义。也只有在现代社会里 ,日常叙事才能以前所未有、丰富独特的美学经验聚合为文学的日常性。对此的思索和建构正成为文学理论的一种新关怀     

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游魂”景观及其症候分析——对“80后”文学文本可能性的一种思考

作为边缘化的"80后"文学,尽管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异质性在学术界及批评界尚存商榷,但在"80后"文本世界中,几乎集体无意识般游荡着"游魂"的幢幢面影.从他者欲望无意识的内化所建构的"游"的意识形态奇观、作者暧昧的写作身份所导致的反逆的游离姿态等角度来阐释"游魂"症候,为解码"80后"文学话语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视角.     

1930年前后中国关于"学术自由"、"学术社会"的思想与制度

实现学术自由,建立学术社会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追求的理想之一。通过对与此理想有关的蔡元培、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的教育、学术方面的制度,继而对1933-1934年发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案,以及同一时期发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改革风波中某些行为进行讨论,可见思想、制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矛盾之所在。同一时代的学人有时具有方向不同的思想,并且学人的思想与实际行为也往往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由于其所在的处境、所在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之不同,其行为也是会变的。     

都市审美文化的立体呈现——90年代后辽宁都市文学的一种研究

都市审美文化兼具了美学与社会文化学的双重指涉，对研究辽宁都市文学的文化内涵、美学品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都市审美文化的视野中，可以从作品的文化意蕴、审美精神、审美形态、审美困境等方面对辽宁都市文学展开研究，从而使凸显当下辽宁都市文学本质的多重侧面得以充分展示。     

没有文学的"文学成熟"与"文学自觉"——向傅道彬先生请教

作者对傅道彬<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提出商榷意见,主要现点有;1.文学的本质意义并不如傅文所说是语言.而是形象,春秋时代并不存在时下意义上的成熟的文学.更遑论自觉的文学;2.即使傅文对文学及其成熟与自觉等方面的认识不误,用于支撑其春秋文学自觉说的四大理由均不能成立;(1)春秋"文言"实践重理尚用;(2)春秋时代"文言变革"证据不足;(3)春秋"文言"理论重理尚用;(4)春秋时代并未形成独立的文士集团.本文附带性地讨论了傅文时<文言>的错误认识,在论证的过程中还随文指出傅文存在的部分逻辑问题.文章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一)

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在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因为文学是社会文化这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互动离不开文化的参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不仅积极参与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而且还构成了二者互动交流的主要互动方式.     

多元激荡的中国现代文学——(二)社会本位文学

对于社会主题的自由、独立的探索,使自由主义文学呈现为一种“探索的现实主义”,而有别于“革命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社会主题表现为拒绝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渐进的社会改造方法,倡导社会自由,强调法治,承认合法化程序下的权力交替。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再思考——一种文化分析的角度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中产阶级发展的步伐持续加快,并且自进入2000年以来,其人数和规模比例日趋扩大.我们可以预期,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将会出现.而这一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类型.这一社会预期,将推动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这个概念,并在大的文化框架之中,推动社会建设.     

"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本质论反思——文学存在论研究(一)

中国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争鸣各方已经达成了一个理论共识:对文学本质进行超历史、超语境追求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必须反对;但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的"非本质主义的本质论"却是合理的,并主张从历史、语境、关系、中国立场等具体条件出发进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本质论"建构.今天,包括"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在内的一切"本质论"都需要认真检讨.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中心主义、部分代整体、还原主义、独断论等为特征的文学本质论无法达到把握文学存在的目的.也许建构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文学存在论,并将之确定为多元化文论语境中文学基础理论范式,才有利于中国新世纪文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走进"后文学时代"——一个历史结构主义者给21世纪文学所作的注解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的长期"铸造"下,社会显然已经形成了某种关于文学的"传统意识"。在许多人看来,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肯定会长期存在下去;我们久已形成关于文学的一套理论认知和价值体系,也会长期存在下去。粗粗看去,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却发现:我们已有的理论判断和价值标准,在社会的文学现实面前经常处于"失语"状态。这是文学时代变化造成的。由于文学在数字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里有了不同既往的表现,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因此,我们以往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看法和文学史观正在失去意义。     

争夺"人民"及其符号的意识形态价值——关于《人民文学》杂志(1976-1977)的"复刊"和"创刊"之争

1976年到1977年之间,在<人民文学>这个刊物中有过一场关于"创刊"和"复刊"之间的历史的争夺,虽然时代的巨变注定了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斗争,但通过分析前后不同的叙述发现,历史原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不同时代的叙述所呈现的其实仍旧是同样的叙述模式和策略,区别只在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双方的位置的改变,而作为"人民文学"中之"人民"的范畴,在这当中其实只是充当了合法性叙述的前提,"人民"这个范畴显示出其有自以来的矛盾的内涵.     

创作:跨越政治、历史的“分水岭”——对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一种考察

创作是文学的本源,其本质存在于作家创造性的心灵世界与现实环境抗衡的历程中。社会转型时期的创作在环境的制约和作家的努力下,能在多大限度上,朝着什么方向展开,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格局,也构成文学转型的最重要内容。正是集中表现为"思"与"信"之争的创作跨越了"1949"这一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水岭",而"遵命"之中仍听从自己艺术内心的声音,"值得保存"的非"左"非"右"的"做人"原则的展开,使政治年代文学在关注人命运中的反省、警戒功能没有完全丧失,由此构成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基石。     

消费社会与自恋主义——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消费社会呈现出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一方面,消费活动促进了个体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早期勤勉与节俭的禁欲主义式新教伦理,被提倡享乐和即刻满足任何需求的消费伦理所取代.消费伦理与“个体化”的共谋,将个人主义推向了它的极端形式——追求享乐主义并高度关注自我的自恋主义文化.自恋主义所爆发的问题及其导致的后果对公共及私人领域双方均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实体、事实与塞尔的社会实在学说——一种新的理解社会实体的方式

塞尔试图用其社会实在学说来解释社会实在是如何与物理实在并存于同一个世界之中的,以及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结构与本体论状态。但由于其未能区分实体与事实,从而造成了诸多含混之处,削弱了该学说的融贯性与说服力。对这些含混的澄清有利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解社会实体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建立在明确区分实体与事实并明确承认社会实体的本体论地位的基础之上。它将社会实体理解为创制规则与行为事实的结合,并提供了对创制规则自身的解释。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两型"社会建设中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定位分析——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为例

十七大之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要实现"两型"社会的目标,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关键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创新.推进综合改革试验,需要正确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循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