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被害人过错问题研究

刑事被害人学理论认为,性别与被害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性别的差异,女性的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使她们在被害的种类、性质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在侮辱、家庭虐待、拐卖妇女等犯罪的被害人中几乎大都是女性。因此,我们研究女大学生被害人心理、行为过错及过错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对女大学生被害人过错问题的对策探讨,引起人们的警戒,从而减少女大学生被害的机会。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

刑事被害入国家救助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目的在于顺利实现刑事被害入的社会回归，从而实现社会的一种自我治理。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社会公共组织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由此，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实践由司法主导向社会主导的转换是一种必然发展趋势。     

刑事和解的机理研究

刑事案件涉及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国家与加害人之间以及国家与被害人之间三种关系。在刑事案件中,国家通过作为国民代表、有为国民提供保护义务的逻辑成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但这无疑使被害个体的利益在诉讼过程中被忽视。刑事和解通过加害人的真诚悔过、道歉、赔偿等,被害人接受道歉从而宽宥被告人并导致刑事案件可以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从宽处理的机理,使得被害和加害双方真正成为影响刑事案件解决的主体。但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组合形式来看,在较轻案件和一般案件中刑事和解有适用的余地,但刑事和解排除在严重案件中的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只有在个体要求与社会利益、被害人宽宥与加害人悔罪、国家被害与被害人被害之间进行综合权衡才可适用。     

论高校在大学生犯罪被害预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高校是大学生犯罪被害预防体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高校犯罪预防与大学生个体犯罪被害预防同为大学生犯罪被害预防的两个重点。大学生犯罪被害预防体系中的高校犯罪预防措施,主要体现在高校对大学生的犯罪被害预防教育与管理、大学生被害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高校为防止大学生被害而采取的犯罪情景预防措施等多方面。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基于中国实践的考察和分析

作为一种舶来品,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发生了流变.由于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受到司法组织体系地方化、对刑事和解多元价值的不同偏向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专门模式和以补偿被害为主要价值的混合模式.总体上,专门-教化模式属于少年司法范畴,混合-补偿模式则与普通司法无异.进一步考察发现,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和司法一体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两种模式的运行均处于司法权力控制之下,呈现国家控制的一元化特征.基于同样的结构原因,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发展方向应是国家主导模式.     

女大学生性犯罪被害及个体被害预防

女大学生性犯罪被害有其较为明显的特点,女大学生所具有的被害性即诱发性与易感性因素是性犯罪产生的重要条件。女大学生个体被害预防有较深层的理论基础。女大学生个体预防性犯罪被害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犯罪被害前,通过消除被害性因素,避免犯罪人形成犯罪中立化心理,控制犯罪发生,在被害过程中,采取有效方法,避免犯罪的非人格化,控制犯罪发展过程。     

大学生的犯罪被害性与被害预防对策研究

研究被害人自身存在的被害条件、减少和消除被害人的被害性以预防被害,是犯罪被害预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大学生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分析出发,通过对大学生被害人自身存在的被害条件的揭示,提出了以被害前预防为重点的大学生犯罪被害各阶段的被害预防对策。     

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证成与价值——以恢复性正义为视角

恢复正义是通过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恢复,刑事和解是恢复性正义最重要的司法形式,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刑事和解自身的属性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证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既有有利于环境关系和谐发展以及环境权的最终实现价值,又有完善我国刑罚体系结构等价值.     

浅析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制度

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制度是通过调解、真诚悔过、积极赔偿等方式,促进被害方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和谐结案.但是,在没有相关司法制度保证的前提下,被告人可能以不赔偿来要挟被害方,要求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否则不赔.为了在实现该制度功利目的的同时不损害司法公正,应该建立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和有效追索的机制、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机制以及明确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趋同性——从一则被害人谅解的故意伤害案例说起

刑事和解是在加害方真诚悔过、被害方充分理解并接受,本着自愿原则的框架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其旨意在于抚慰被害方的心理创伤,进而熨平犯罪给社会机体带来的伤痕。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而是旨在构建一个双方当事人充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对化解矛盾、消解积怨、预防犯罪衍生、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积极意义。当然,也需要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准确领会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用度,谨防将刑事和解庸俗化为＂花钱买刑＂的富人游戏。     

刑法规范与人之常情——从《安提戈涅》看刑法的悲剧美

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揭示出:刑法规范一旦与人之常情冲突并"绝对"执行,将导致更多的惩罚并遭到百姓的反对,不仅给当事人和其他人带来不幸、痛苦,还会给国家造成灾难。因而这部悲剧亦可解读为刑法的悲剧。安提戈涅以常情对刑法的反抗行动具有正当性,她的死亡悲剧乃刑法之悲剧。刑法悲剧的审美意蕴在于,它闪烁着人性的永恒光辉,展示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及矛盾,解说了"什么是刑法"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有用良心联结刑法与常情,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     

论片意离婚难及其对策

片意离婚目前在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它延长了当事人的痛苦,诱发了许多刑事案件,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了离婚诉讼的低效。文章对片意离婚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弃逐逆境中的愤悱与宣泄——柳宗元贬谪心态探析

弃逐逆境中的柳宗元,其情绪的主导方面是“怨怼忿愤”。柳宗元的愤懑,主要来源于“有劳而见罪”、无辜而被逐,以及因此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柳宗元愤而启,悱而发,用自己的方式宣泄郁愤。他愤山、愤水、愤物,归根到底却是愤人,愤“灵”与“帝”。当宣泄的对象归结到“灵”与“帝”的时候,柳宗元的愤悱便发生了根本变化。     

“超过要素”概念证伪

刑法学上存在的"主观超过要素"和"客观超过要素"概念自身存在矛盾,其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相冲突,而且"超过要素"概念的产生系由对客观情况认识不完全所致,因而"超过要素"概念是学术上不可取的伪概念。目的犯的目的不是主观超过要素,与其对应的客观要素是体现犯罪目的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则是一种痛快型的罪过情感。而与客观超过要素相对应的主观要件是一种抽象的罪过情感,也即与客观超过要素相对应的罪过心理是行为人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     

论抗战时期穆木天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现实促使穆木天诗风由早期的象征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为家国生存和民族战争而书写成为穆木天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抗战时期,穆诗多以揭示苦难、控诉罪恶、呼呼抗争为主题,充当"时代喇叭手"的历史使命,虽然强化了穆诗的时代性却削弱了诗歌的艺术色彩,但穆诗仍在色调和意象选取、结构体式等方面显出特色。     

卖淫女的被害性及其合法权益保护

卖淫女是危害性与被害性的同一体 ,但是人们往往只是看到卖淫女的危害性而忽视其被害性。实践中 ,卖淫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我国一些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卖淫女的犯罪。目前应该重视卖淫女的被害性 ,加强对卖淫女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略论清官文学的成因及其价值评判

清官文学的成因是现实苦难的显影、民众诉说苦难心理以及文人拯救苦难情怀三者的合一。通过清官文 学的成因分析表明,清官文学的产生完全是文学自身生态机制作用下的结果。清官文学的合理价值集中表现为 它的现实品格。     

论叔本华的悲剧观

我国近现代最早引进的西方悲剧理论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而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围绕人类所受的痛苦并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展开的。这种痛苦的摆脱是人的主观认识的产物,叔本华更强调人类的悲剧命运,个体只是体现了这种悲剧命运。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没有善恶分别的。     

南宋遗民词中人格形象的建构

南宋遗民词中的隐士形象,给词体文学的抒情世界和审美意蕴注入了新质,反映出宋元易代之际民族社会的苦难和词人个体命运的不幸,以及他们寻求解脱苦难、摆脱不幸的途径,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     

面对苦难的方式——评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

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小说开始普遍地转向当下的乡村现实，关注乡村苦难，但在无节制的苦难叙事当中，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已逐渐被异化，真正的乡村现实反而遭到遮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作家仍坚持艺术创作上的独立精神和创造意识，为我们呈献出富有个性和深度的作品，并为文学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