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的一种儒家批判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基于"此在"所建构的基础存在论完成了西方哲学从概念思维到生存领域的转向,在视域上达到了与儒家哲学对"人"的关注的根本一致。但其"在世"观念仍未跳出概念推演的话语建构,与儒家作为意蕴本身的"宇宙"存在一定距离;其最终主旨"向死存在"则忽视了人作为类存在的生生不息。     

海德格尔与道家

马丁·海德格尔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吸取东方的思想方法,在哲学上力图"变革"。他在哲学领域内反对主客二分,提出了"此在与世界"的存在论观点。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道家有其相似之处:两者都主张贵己、返真,不为纷扰的外物所累;两者都重视诗的思维。但两者毕竟也存在不同之处。     

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综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论归纳为五种立场: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二者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关系;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笔者坚持第五种立场,认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差异非常明显,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是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联系与区别;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其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审美"或"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角度立论的,探讨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立论根基是人的生态生存和生态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亦即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文化立场与曹禺的创作转向

文化立场的调整是现代中国作家创作历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调整对作家的创作转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曹禺在其前期创作中一直坚守着反传统的文化立场,在创作中致力于探寻人类的悲剧命运,在艺术上进行着先锋性探索;1938年后,作家的文化立场发生了位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国家的保卫要强过对个人的呵护;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更看重对"他人"的献身;而对官方的态度,也渐渐由漠视发展到了局部的合作。这种姿态的调整并不是"传统"取代"现代",而是传统理念与现代精神相杂糅,这使其剧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征候,也为作家1949年后的终极转向铺平了道路。     

物化与总体性:卢卡奇延伸马克思解放思想的关键语

卢卡奇以物化为社会批判的核心范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与人类的生存危机;希冀通过"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克服"片面性"的物化意识,重拾无产阶级革命斗志,恢复人的真实关系;卢卡奇的理论贡献明显大于其理论局限,其在对人类解放思想的探索上既继承了马克思的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的解放思想。     

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张申府与新文化运动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张申府哲学思想的形成期。张申府哲学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双重的联系:一方面,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其思想经历了从倡导"科学"、"民主"到主张"社会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他以"纯客观主义"倡导"科学",以"新教育"与"自由"倡导"民主",以"中国改造"倡导"社会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时代的国营企业

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学理层面,他们阐述了在现代中国发展国营企业的历史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在制度层面,总结了历史教训,研究了国外的经营管理模式,讨论和设计了其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同时,他们还是实践层面上的基本支撑力量,其主导下的国营事业,经营方向与宗旨得到初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经营效率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与传统的官营事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简言之,知识分子在国营事业领域是"核心"的而不是"边缘"的。     

社会与公益——浅析中国近代彩票与传统射彩的区别

晚清彩票属于中国近代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它直接参照的是近代西洋彩票,而非传统赌博在近代的演变;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以济善需",不但成功规避了官府针对赌博的禁令,且在价值取向上划清了与传统赌博的界限,从而使其与传统射彩区别开来。     

哈贝马斯对阿佩尔对话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阿佩尔与哈贝马斯所规设的以合理解决社会演变、法律系统与人际冲突问题为旨趣的对话伦理学在思想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思想传统而言,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虽可首先归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传统之中,但其受惠于阿佩尔的对话伦理运思亦是不争之事实:一是在哲学理据上承续了阿佩尔的"语用学"理论;二是在道德原则证明上采用了阿佩尔的"施为性矛盾"原则;三是在建构方法上扬弃了阿佩尔的"先验主义"与"基础主义".     

基因与人性——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

基因结构与功能的发现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它也使得我们能够对人性作进一步的认识与阐释。基因可以说是主宰人性的原动力,其特性具有本性(自私和复制)以及习性(与环境的合作交流)两个层面。这些特性也表现在人类身上:人类的本性即动物性是由天赋决定,通过遗传代代相继;习性即文化性则可随环境改变,为个体后天学习得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各执其一端,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则更为合理地概括了人性之双重性的善恶两面。     

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论气韵与意境的联系与区别

前人往往将"气韵"与"意境"作含混的把握.充分展现了艺术的前逻辑与超逻辑层面的特性,现代美学需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使之在基础理论系统中各占一席之地.气韵与意境的相似点在于都具有整体性、空灵性的特点,其相通处在于均体现道.都可谓是传神,因而都超越语言的规定.二者毕竟有所不同:气韵表现于艺术文本的最外层,是创作者无意识的印章,以独特性为贵,其内在矛盾是力与美、生知与学得;意境则处在艺术文本的最里层,是创作者想象的产物,以共通性为基,其内在矛盾是惰与景、有限与无限.对于艺术家而言,呈现气韵是比创造意境更高的追求.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在转型秩序构建中的功能与现实困境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激进转型、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背景下"临危受命":维护了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充当了社会的"安全阀"、缓和了社会矛盾,作为"中间人"缓解了国家与社会的张力;重塑了社会价值观念、推动了民主法治建设。然而,其发展中存在的"路径依赖"有着鲜明的俄罗斯特色,同时面临着公民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必然选择。     

论“学生官”个体认同与军队群体认同的矛盾与调适

"学生官"群体的出现为军队建设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导致了其个体认同与军队群体认同无法调适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部队军官队伍的稳定和部队的长远建设.这些矛盾与冲突的产生除了特定的"社会转型效应"因素外,"学生官"的再社会化与其军营适应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学生官"军营再社会化的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军队和社会两种社会文化的差异.要适时地解决这个矛盾,首要是"学生官"应该主动地进行角色学习,这是其社会化的自身成熟路径;其次是军队的强制角色训练和教育,主要包括强化军人角色意识、明确其角色期待及帮助其摆脱角色冲突等,这是受组织群体的施动路径;其三是军队特质的自我改良.     

章开沅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启蒙催生大陆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章开沅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比对域外现代化进程,全面梳理中国1840-1949年的历史。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章开沅并非盲目采借现代化范式,其学术训练及问题域与现代化理论有相通之处。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不过是其原有研究的延伸与深化。章开沅强调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而它本身尚需要具体的、历史的检验与修正。为此,他反对狭隘的"经济决定论",在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社会土壤学",以此阐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独特性。在章开沅的主导下,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均围绕"过渡形态"、"社会集团"、"区域"、离异—回归"等4个范畴展开,以此描摹早期现代化中一系列的"转型"特质;全面勾勒近代官、绅、商、学各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不断变化的、特定时空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历史人物社会角色的多元背景;归纳出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的一般性通则。章开沅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历史现象中"过滤"出上述范畴,是对唯物史观的再阐释与发展,提供了科学运用哲学范畴的新范本,续写史学发展的新谱系。     

“实录”与主体性的消泯:丁玲陕北后期写作的发生学考察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后思想转变的发生,陕北后期的丁玲将文学创造的主体性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之表现,作了自觉的清算和弃置.主体性的消泯,导致其此期写作步入误区:在材料积累上,她采用有意获取的方法,努力拓展了材料范围;但由于材料与内心体验之间联系的阙如和阻隔,消泯了其艺术发现的可能;这一"创造性的劳动"的缺失,使之在"实录"中呈现出了肤浅与平面化的客观主义倾向.这是她在理念上清算写作中"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必然结果.     

游艺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游艺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的一个侧面

游艺在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过程中,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划界:把天文测算与吉凶占候区分开来;把地理观察与风水堪舆区分开来;把"科学"含义上的"数"与吉凶含义上的"数"区分开来。在他之前,徐光启、熊明遇、方以智都曾对占验文化进行过批判,使其划界工作有了理性自觉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划界,又使他构建的儒家天道更加倾向于科学天道,使儒学天道在不放弃人文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这种划界,既符合其研究天文历法的主旨,也对应于天道和人事联系的理性内核。当然,他的划界也具有不彻底性,其根源在于:他的科学理性和儒家性命文化中与占验有关的内容有融合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     

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受与推演

卢梭思想传入中国后,在晚清中国思想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梁启超亦深受影响。1903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与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西学思想的奠基性内核即自由理念与国家观念,仍有拭不去的卢梭烙印。卢梭学说无疑是推动梁启超思考"自由"内涵及其与"法律"关系的一大思想根源;梁启超将自由视作一种绝对权,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奴隶道德相对立的新道德,其思想理路的来源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唯理主义对于自由内涵的道德化转换。梁启超"国家进化论"三阶段说源于伯伦知理对"国家"形态发展历史的观察,他糅合了伯伦知理国权论思想以及自身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理解,并将卢梭对"国家"源起的原理统摄其中,建构了以进化史观为历史演进阶梯的"国家进化论"体系。     

海瑞:圣贤理想与践行

海瑞一生,志行高洁,高标绝俗,其成圣成贤的理想与躬行实践成就了历史上清官的典范,在当代仍有其价值。海瑞从立志学做圣贤以后,以躬践行;不为"乡原",敢犯权贵;不为"酸文",留心经济;不为"俗儒",为政清廉。如何做人行事为官,海瑞给后人的启示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