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试论韩国儒学的得失、境遇及未来发展

韩国儒教由于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冲击,遭遇种种社会挑战,朝鲜时代由儒教所形成的"君子学的勉励"和"人伦道德的崇高"趋于崩解。现代韩国儒学面临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贱民资本主义、家庭崩坏与家族断绝的社会挑战。未来韩国儒教要实现传承与振兴,就必须重整家庭传统道德,积极弘扬"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柳成龙《惩毖录》的史料价值——兼论柳成龙关于明朝江南人沈惟敬的评价

柳成龙在壬辰、丁酉之役中作为朝鲜的领议政,掌管朝鲜军政大政,为恢复朝鲜兵制、改善筑城技术和训练朝鲜士卒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作为朝鲜的首相,其负责接待明朝将领,并协调与明军联合作战,督运粮草,在协调明军与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中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其晚年撰写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的《惩毖录》,虽体例非一,但据本人亲历事迹秉笔直书,堪称实录,留下了研究壬辰倭乱时期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对明朝派去主持议和活动、长期为学术界定性为"市井无赖"的浙江人沈惟敬辩诬,值得后人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儒教共同体主义谈论”与“家”

随着上世纪末"共同体主义谈论"在西方的兴起,东方学界逐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儒教里的共同体主义特性、尤其是"家共同体"的研究。儒教"家共同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时间和空间的扩大两方面。儒教"家"的空间扩大,主要是指经过社会,体现为国,即家不是单纯地用血缘封闭的排他共同体,而是经过"仁""义"等道德品性的养成,超越血缘之墙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儒教"家"的时间扩大,主要是指具有宗教机能和意义的、始于父母与子女关系、可一直追溯到底的、血缘上的不断延续。结合时代,探讨并阐明传统儒教"家"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积极的现代社会启示意义。     

"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与儒学

1.序论 韩国最早体系性的著述朝鲜儒学史的玄相允曾就儒学对韩国社会的消极作用如下列举指出:"慕华思想、家族主义的弊端、等级思想、文弱、产业能力的低下、尚名主义、复古思想等"     

韩国“虎溪三笑图”题画诗源流考辨

由于韩国古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知识的长期积累及"虎溪三笑"典故在韩国古代的不断流播,"虎溪三笑图"及其题画诗借由苏轼在高丽末期登陆韩国,并在其文人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丽末朝鲜朝初期的很多文人都争相创作"虎溪三笑"题画诗,其高峰期的代表人物是徐居正。韩国古代的"虎溪三笑图"题画诗表现出了其文人亲山近水的隐逸情怀,崇儒尚佛的思想特征,同时又掺杂着他们对于祖国山水及文化的热爱。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传统儒教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困境——以韩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为视角

在传统的东亚地区,朝鲜是个比较典型的儒教国家。权力与文化高度融合,构成了儒教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在塑造了超稳定的传统秩序的同时,也给朝鲜向现代国家转型带来了很大障碍。在外力的作用下,朝鲜最终解体,为其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变迁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战后韩国通过自主发展,实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顺利转型。     

壬辰倭乱时期移居明朝的朝鲜流民考

朝鲜朝壬辰倭乱时期,因战争和饥荒,朝鲜流民不断涌出.其中,一些人为了生存自行越境,或投靠明军,后以同行的方式迁入中国.明军出于救济难民、便于活动、增强军力等多重考虑,大量接收朝鲜人于军营中,后来明军撤兵时带领他们迁入中国.迁入中国的朝鲜流民人数有数千人,他们主要流浪乞食或做家丁、或成为边防地区的军人,也偶尔有人从商等.其中,军人被视作有望在短期内提升身份地位的捷径.朝鲜流民虽对故国满怀乡愁,但在回国意愿方面,受入境过程的自发性与被动性、在故国有无亲人、在中国有无职业及满意度、成婚与否及有无妻儿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儒学与东北亚文化的深层思考

东北亚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还是儒学文化。儒学在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上都曾在文化领域占居过主导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今正像一位富有远见的韩国学者所讲的需要有更高的政治能力和文化方面的成熟程度,改变东北亚地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建构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     

韩国的罗氏与修谱--兼及韩国罗氏与中国罗氏的关系

韩国姓氏是新罗、高丽时期崇尚中国文化模仿汉族姓氏建立的,与选择姓氏相联系的就是一些氏族将中国人作为东来韩半岛的始祖,建构氏族的早期传说与历史,族谱创立与发展过程与此密切相关.朝鲜实行科举制,形成以士大夫为中心的两班社会,是宗族及族谱文化发达的社会成因.韩国的罗氏有罗州罗氏与锦城罗氏两大支,其较为确切的历史都始于高丽王朝末年,两支罗氏在17世纪都修有大同谱与派谱,是朝鲜氏族固有世系记载向中国宗法式世系记载转变的时期,比较全面地接受中国族谱文化,也对族姓的历史进行了建构.韩国罗氏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早期的历史,需要继续研究.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就传到了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儒家的影响在日本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成为日本青年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江户时代,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在研究儒学,并且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韩国威权主义政体的产生、发展和转型

韩国曾经是一个深受儒教文化影响的集权制国家。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也日益加深,到了80年代末韩国成功地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向政治民主主义的转型。     

《近思续录》与韩国的儒学本土化建构

中国朱熹与吕祖谦所编《近思录》于元代传入高丽,对韩国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学者有关《近思录》的注释、解说、续仿之书众多,甚至超过中国.续书之中,朝鲜末期宋秉蝽所辑《近思续录》尤具特色.该书既是中国儒学海外传承的产物,也是本土化建构的结果.对此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儒学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同时也能借此反观与省思当前复兴儒学、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使命与路径.     

儒教与重振儒教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教自身的优越性有三点:一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二是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三是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教作为宗教的四个条件业已具备:孔子即是儒教之神,《论语》即是儒教之圣经,各地的孔庙、文庙、夫子庙、书院即是儒教的组织基础,崇拜与信仰儒教的信众分布世界各地.重振儒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祭孔仪式.其次,普及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大众化,为建构儒家圣经打基础、作准备.再次,恢复孔庙、文庙、夫子庙和书院.     

汉帝国宗教的儒化改革

中国在轴心时代以后也产生了具有超越性理想的高级宗教，就是儒教。它是对汉帝国祭祀体制进行儒化改革的结果。汉武帝尊儒以后，儒士集团力量逐渐壮大，至汉元帝时便开始在社会上层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改革目标首先指向宗庙祭祀体制，至汉成帝时又进一步指向郊祀体制。其间几经反复，直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完全符合儒学义理的宗教祭祀体系，这就是儒教形成的标志。儒教体现了儒学的人文精神，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综合体系，既没有一个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专门组织，也没有形成一个可与世俗生活清晰区分的神圣生活领域。古代世界其它一些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的特性，因而以此作为否定儒教的宗教属性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刘玉明朝鲜李氏王朝五百余年，儒家思想始终为其治国与邦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尤其李朝前期，不仅由于朱子理学的传入，使儒学成为朝鲜社会思想意识的正统，而且在同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上，形成了所谓事大主义。儒学何以...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的传播过程考订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是研究朱子学的一个重要善本,然自1982年出版以来,始终未明其传播过程。本文旨在厘清其传播源流:古写本的底本,即《徽州刊朱子语类》当于成化十七年至十八年(1481-1482)传入朝鲜,于正德十年(1515)刊行于世。在壬辰倭乱或丁酉再乱之时毁损,仅余孤本传入日本,藏于尾张藩文库,于1639前后为红叶山文库珍藏,又于明治维新年间(1867-1889)流入书肆,辗转为楠本正继所得,最后捐献于九州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