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及克服路径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不断取得进步,其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也在逐步完善,但尚存协商民主制度平台不健全和缺乏可操作的规范程序等问题。阻碍党外知识分子在协商民主建设中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可从思想认识、法规机制、社会环境等角度分析。未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协商民主作用的主要措施有树立民主意识,提高参与者素质;完善党规国法,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创新协商形式,设计可操作性程序;在具体落实层面上,要继续发挥好党外知识分子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中的作用,还要向基层协商拓展。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与化解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治理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咨询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和协调型协商民主四种形态。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着形式化倾向、弱势群体表达受阻、协商理性不足、参与冷漠与协商责任感缺失等诸多践行困境。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培养基层民众协商意识,规范基层政府协商行为,就成为化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困境的当务之急。     

专题协商民主制度的程序建设研究

专题协商是21世纪初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专题协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提供不同利益主体的对话协商载体、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现方式、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等制度价值。然而,在当代中国,协商理想与当前民主实践、协商目标和协商实效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程序规范的缺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化专题协商的程序建设已迫在眉睫,党和政府应从规范专题协商的选题确定、实地调研、全面协商、信息反馈、跟踪问政等方面着手,不断完善专题协商民主运行的程序,进而增强专题协商的民主示范作用。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谱系与核心议题评析

协商民主研究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实践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危机,是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成果的承继和扬弃,在理性理论的支撑下发展,并在理论批判中逐渐明晰。国外协商民主研究在纵向上呈现出一条不断演进和深化的脉络,在横向上则表现为流派林立,观点多元。协商民主的研究内容主要偏重于"结构议题"和"实践议题"两方面:"结构议题"包括对协商民主规范性、结构性的探讨,试图阐明"什么是协商民主"、"理想的协商民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协商民主"等基础问题;"实践议题"则主要依循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作出相关设计与实践探索,注重对协商民主的实证性考察,以期回答"协商民主实际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应该如何推行协商民主"等命题。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     

协商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作为内生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体系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拓宽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健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用协商民主的优势助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要注重培养协商意识、统筹协商布局、完善协商制度、拓宽协商方式，而提高民主认知能力、规范民主运行程序、加强民主保障机制、强化民主技术赋能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坛与恳谈会：谁更接近协商民主的理想——中国协商民主实践形态的比较分析

协商民主承载了实现人民主权的理想。在当代中国,论坛与恳谈会是协商民主的典型实践形态。通过价值、效度、可持续性与可推广性三维度框架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实现民主程度的价值层面,难分轩轾;恳谈会比论坛的效度要高;论坛的可持续性已得到历史检验,而恳谈民主则有待观察;论坛比恳谈会的推广度高。中国协商民主的未来走向是：协商民主的实践形态之间将相互融合,而非正式领域的协商民主会向正式领域的协商民主扩散,而这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转型与巩固。     

中西方协商民主同构异质的学理分析

协商民主作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新型民主形态,自20世纪中期起,在中西方国家都有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思考。但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制度基础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协商民主在中西方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本质性的区别。在比较视域下,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中西方协商民主起源上的路径差异、机理上的异曲同工、价值上的交流互鉴和本质上的同构异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实现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上的追根溯源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有利于全面厘清中西方协商民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科学认知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自觉增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实践载体与推进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彰显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色。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要实践载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从民主制度、民主实践、民主理论等方面推进。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探论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强化人民协商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进行多层面的实践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关键所在;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探析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新时期协商民主建设的顺利推进。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深化协商民主研究 助力协商机制建设——评《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一书

<正>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多个层面得到广泛运用和实践,呈现出多种协商形态,在利益表达、社会整合、国家认同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协商民主在制度规范、制度保障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制度化包含制度的常规化、稳定性和长效机制。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化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协商民主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形成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中国优秀的协商文化,为协商民主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是协商民主的独具一格的理论特质;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探索,为协商民主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我们党根据实际需要建构的体制机制,为协商民主的顺利运行搭建了制度平台。探寻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形成因素,对新时期的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政党协商的基本原则与策略选择

政党协商是推进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认识政党协商、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的区别,有助于把握政党协商的内涵;政党协商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方向;服务大局、以人为本;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公共治理、公众参与;新形势下提升政党协商质量的策略选择有:更新协商理念、规范协商过程、完善协商制度等。     

网络协商民主研究的三维视角

网络协商民主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从定位来看,网络协商民主作为一项适应网络社会发展要求的实践探索,既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嵌入了网络舆情合理性表达的独立系统。从经验归纳的角度来看,中国网络协商民主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和多样性,正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的具体体现。从机制建构的角度来看,根据网络协商民主工作机制与网络舆情合理性表达机制在运行环节上的对应性和互动关系,我们可以构建理想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用于指导实践。     

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国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综述——现实启迪、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

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上,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以协商为取向的四种理性思考,并对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政治作了多维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和基层层面的民主恳谈等的性质判断和发展趋势,则是观点纷呈,分歧较大.方向的选择、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建构,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正方兴未艾.     

协商治理及其当前实践:内容、形式与未来展望

协商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一个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因为遵循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在价值上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因此,协商治理的本质是一种民主治理.协商治理在当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具有多样的实践形式,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因此,协商治理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治理范式.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说明,公共治理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范式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