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人生的关注 美好人性的挖掘——透视刘庆邦小说的底层关怀

刘庆邦是中国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大家。他的小说善于取材平凡生活的卑微人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当下的文坛总是以富人形象塑造为中心,文学创作的底层意识淡薄,而刘庆邦却作为底层形象的代言人,注重其社会底层尊严的书写,显示了当下文坛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刘庆邦的底层书写中,他是以对生活的温情与理解去追求人性的闪光点的,充分展示底层民众的尊严和价值。他的关怀底层大众的写作有助于改变当下文学对于底层人物关注不够的现状,大大提高文学的精神品位。     

“底层文学”的症候式分析

"底层文学"自创作始已经走过十年的历程,在众声喧哗下的"底层文学"的探讨中,关于如何界定"底层文学"、底层的表述身份问题成为其焦点问题。对底层文学进行症候式的分析,有两个方面的缺失不容忽视。第一,文学是有精神和灵魂的,而底层文学恰恰普遍存在一种缺失的文学精神价值,缺乏对正面精神价值的弘扬;第二,底层文学中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是缺席的,作家应当反映现实却又在精神层面上超越现实,不但能由现实达到揭露批判底层生活的缺陷和丑恶,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种缺陷和丑恶,使读者达到反思和升华的境界。"底层"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更重要的是引导底层这个群体还坚信人性的终极关怀和真善美的生活境界,底层文学才能焕发出极其强大的艺术力量。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天行者》:底层的赞美与他者的审视

深受赞美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其实无法承受荣誉之重,它在人物塑造、叙述安排和主题表达上都存在诸多问题,有比较严重的现代性价值缺失。《天行者》暴露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彰显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流文学和底层写作的现状和症候,对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对接与歧异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日渐成为一种思潮,承载起文学大众化的使命。底层书写由来已久,在表现小人物的物质贫困、精神麻木上,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在精神走向、情节结构、审美表现上又有许多歧异。底层文学不管是社会学价值多一些,还是文学价值多一些,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分界窄化了文学场域,在具体阐释中,面临审美削弱和深度缺失的诘问,它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转型时期一部分人的社会情绪和道德呼唤。     

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

作为新世纪十年最醒目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在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得到广泛注目与肯定的同时,其对苦难的过分渲染堆积,以及人物性格简单化、故事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也一直受到诟病,这无疑成为底层叙事亟需突破的写作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现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然而从更高的审美追求来看,底层叙事还更多地徘徊或止步于叙述对象与书写形式的变化方面,而并非艺术水准的真正提升。在对底层叙事进行整体性观照的同时,可看到由于消费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过于贴近生活的书写现象,使得底层叙事缺乏精神资源的支撑,而这种精神资源须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去寻找,使底层写作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品格得以拓展与提升。     

“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

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关怀,还是一种研究立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尚未获得开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厚的学理支撑,究其原因,在于各种理论范式的束缚和分析框架的约制,使本身根植于底层社会的社会转型议题囿于宏大叙事、结构秩序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其研究过程亦悬置于底层生活层面之上而与底层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富有底层意识和底层关怀的底层社会研究,要求研究者理清底层行动者"行动逻辑"的二重分殊,特别关注底层行动者真实和变通的存在方式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之间的距离;强化"深度在场"意识,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底层行动者的遭遇及命运;用"积极干预"重塑研究者的行动立场,向行动者或研究者揭示抗争行动背后的关系实质。     

深沉的变奏——中国现代文学中底层叙述的话语方式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底层叙述存在着四种主要的话语方式,这些不同的话语,各自构造着符合自身想象兴趣和利益需求的底层形象,显示出一系列社会观点和意识形态对底层的观察、想象和叙述的制约。这些话语之间,以及这些丰富的话语与默默生存着的底层本身之间所构成的张力结构,正可为我们当下思考"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时,提供深刻的借鉴和生动的资源。     

新世纪底层文学总体性缺失检讨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先锋文学思潮始,新世纪文学总体性视野日渐模糊,尤其是底层文学出现总体性缺失,其主要症侯表征为缺乏辩证性的道德化写作、人物形象图谱单面化、廉价的苦难情怀、现代性焦虑症与文体风格滥情/戏谑化.新世纪底层文学要从歧路回到正途,必须重拾总体性视野,准确定位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实阶段状况与未来走向,塑造鲜活饱满的典型形象,藉此揭示底层与中国当代历史隐秘而复杂的互动纹路.     

“底层文学”研究三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研究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一个新的课题。其中,关于"底层文学"的发生与定位、"底层文学"的道德评判、"底层文学"接受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和争议为当下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文化张力。肯定"底层文学"对"人民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从现代性角度发掘"底层文学"的先锋性,从而为"底层文学"创作确立了历史的承接点,这对于"底层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汶川地震诗歌"谈文学的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

近年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草根写作"、"地震诗歌"、"灾难文学"这样的文学名词逐渐从社会现实(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关注层面引渡至文学表现的层面而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话题和批评热点.这些话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论,确实强化了近十几年来在政治情结淡出、商业大潮渗透之下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时代使命,使"文章合为时/为事而著"的经典命题被重新加载进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其中,尤以"汶川地震诗歌"最为典型,在这场诗人集体"以笔为旗"进行文学的抗震救灾中,地震诗歌写作在激活诗人对社会关注的现实感、道义感之时,其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之间的复杂性也再一次引起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思.     

“想象的底层”?——“代言人”立场的选择

底层文学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作家主动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以底层书写的方式呈现底层状态、凸显底层问题、探寻底层困境的解决方向,这既是当前底层写作群体的一种现实要求,也是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时代要求.     

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大陆新世纪文学新潮的内在困境

近年来,大陆文坛兴起了一个"底层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其中一些启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作品(如《那儿》、《问苍茫》)又被命名为"新左翼文学"。这些作品及相关评论既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如从前国家意识形态里汲取抗争性资源,又往往非历史、非逻辑地解释中国左翼文化传统,导致"新左翼"命题未能释放出应有的涵义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反而使之狭义化。但使"新左翼"狭义化的还有对"左翼"价值持怀疑、否定的论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本身就是虚幻而荒谬的,结果不仅使他们放过了对以"社会主义"之名长期存在的"身份制"等级社会分析的契机,又以一种"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历史幻觉,面对非规则变动着的当代中国,并衍生出包括"纯文学"在内的各种新意识形态观念。随着所有制改革、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旧的身份制社会尚未改变,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业已形成。这给已经习惯于"纯文学"写作的文学界带来道德压力,也使与"纯文学"观相悖的"底层文学"应运而生。但"底层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其本身在创作和理论上也问题多多,无论是"底层",还是"新左翼"都很快沦为没有生长性的命题。或许,不是从文坛既有问题,而是从"底层"、"新左翼"所黏合的"问题状况"着眼,新的可能性才会被发现。     

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以林白为个案

中国女性文学与底层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错位的关系,它潜在的危机正伴随着其蔚为大观而逐渐显露出来.这促使林白开始重视起"别人的声音",林白有意识地弃绝了自己早期擅长的个人言说.对自己早期的个人化立场有了相当明晰的反思和批判,转而探索属于中国底层女性的言说方式.这标识着其女性立场的深化.林白的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上世纪90年代几乎已经被定型化了的中国女性叙事经验,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本土说的开始.     

别样的“底层写作”——解读迟子建小说近作的一种视角

在当代文坛,迟子建一直以书写人间＂温情＂而著称,她对于底层苦难的书写被批评界无意中忽视,这是极为不应该的。进入新世纪以来,迟子建的一批小说直面现实,书写当下,写出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将冷峻的事实推向小说叙事的前台,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道德同情和社会批判特征,说她已加入＂底层文学＂的合唱,不无道理。但她的这类作品,除了具备一些底层写作的共有特性外,还有着属于自己的艺术特质,这就是她在构筑世俗世界的同时,还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向善向美的心灵世界,使人能够始终向往高贵和光明。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读懂迟子建作品中的苦难意识,就无法理解迟子建今天的艺术成就。     

“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

"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非虚构"文本对底层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现实和工业浪潮下的打工者阶层的生活与情感是"非虚构"写作着重突显的经验场域。"非虚构"写作着力于寻求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重叠,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从个体经验上升为公共经验的叙事机制内在的困窘,从而使其对底层经验的书写仍然流于象征意义上的整体性和表面的真实。     

精神救赎:“底层文学”的主题开掘向度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以一种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姿态带来了文学主题的新突破,找回文学关注现实、推进社会变革的社会性价值。然而,"底层文学"对社会底层的观照,大多只是停留在对底层苦难生活和艰难处境的道德性同情之上,很少涉及对底层社会精神世界的展示和批判。即使有些作家开始涉及这一主题,但是,他们的作品多是对底层人性中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没有真正书写当下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理想精神价值。抒写底层社会美好的精神理想,更深层面的实现文学的精神救赎价值,应该成为底层文学最重要的关注点,实现精神救赎价值仍是底层文学重要的主题开掘向度。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城乡困境书写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对进入城市的"异乡人""边际人"的生命处境和身份建构表达充分关怀,同时也对现代化浪潮中乡村的命运予以深切关注。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聚焦于"进城"的前因后果,着重围绕城市文明的弊端及乡土文明的现代转型展开叙事,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传达了作家的现实关注及人文关怀,但同时也存在叙事伦理偏执、创新缺失、类型化、符号化等局限。     

论底层书写的视角

关于底层的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但无论是仰视还是俯视都存在缺点。底层写作既不应简单地圣化底层,也不应只是对底层奉上廉价的同情与怜悯之泪,而应以一种平等的姿态真实地再现底层的生存状态,好作品应集理解、同情和批判于一身。惟其如此,方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