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走出“身份”——当代“女性诗歌”话语特征新论

当代女性诗歌的“命名”作为某种话语特征,其表现为身份性的书写,女性诗歌写作关注黑暗意识,通过身体叙事不断消解男权中心话语,并且从终极关怀思考死亡,使得女性诗歌写作超越了自我身份,从而走向了一种更高远的普世写作.     

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

与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诗歌写作相比,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诗歌的写作从漂浮的空中回到地面,诗歌的主体由女神、女巫、女先知还原到普通女人。诗人们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宽阔胸襟,通向精神的灵性书写正在展开。     

诗歌“维新”：拐点已至,路在何方

当代中国诗歌的拐点正在到来,主要表现为：精英写作与草根写作的结合、新旧诗体篱笆的拆除,从历史深处承接传统,与现实对话书写心灵。但是,诗歌命运没有终结,惟有整合力量,方能重建诗歌与读者间的内在联系,令诗歌在网络全球化时代得以复兴。     

从“用典”到“复杂互文性”：第三代诗人互文式诗歌的写作策略

朦胧诗退潮之后,第三代诗人创作的诗歌呈现出愈加复杂的互文性景观,这种互文性景观具有独有的写作策略,主要表现在：基于整体性“重写”的反向互文写作,基于语境的“文本节略”书写,以及复杂互文式诗歌基本遵循的“同向互文”原则。这些诗歌写作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写法,也可以是一种读法,是中国当代诗学的重要探索实践。     

生命的世俗沦陷--"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析疑

在20世纪末中国,"第三代"诗歌意味着一场世俗化的诗歌革命.它们集体地认同于后现代的写作策略,结束了神圣诗歌的时期.的确,"第三代"诗歌使诗回到了大众生活.而且,诗歌比以往更自由了.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的弱力与苍白.因此,以血、以心的诗歌写作是中国人在新世纪对于他们的期待.     

“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名,也是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中不可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通过对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人化写作"策略的选择和演变流程的梳理,对"个人化写作"的欲望化书写的深刻批判、对"个人化写作"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细致剖析,更为深入地解读了新时期以来的先锋诗歌中"个人化写作"的丰富内涵和诗学意义,也由此进一步地探索了先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有效途径。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发现和承担经验的复杂性——论当下汉语诗歌中"民生关怀"的言说方式

近期书写民生关怀的汉语诗歌,在当下历史情境中有不少意识形态内涵可供挖掘。但就诗歌自身的艺术机制而言,不是写作了什么值得重视,而是它的言说方式需要探究。民生关怀的价值在于它发展了一种“新”的言说主体,这种主体对经验的组织和发言,让人们看到了现代性多义、含混的一面,它发现和承担了经验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对写作空间的开放。     

论革命历史书写文本中的“人学”意识

革命历史书写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叙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对于"人"的写作态度,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文学历史阶段所持的文学观念,也历史性地述说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人学"思想上的递进演变与不同的时代特征。从十七年革命历史书写对人性的轻视,到文革政治化语境对人性的践踏,再到新时期文学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复归,从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文学"人学"精神的顽强生命力。     

“世纪初诗歌”的历史构造与书写图景

从＂世纪初诗歌＂的构造出发研讨此一概念的生成及其书写图景,可以发现,＂世纪初诗歌＂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又与其现实生存空间密切相关。无论是它所具有的＂历史逻辑＂、＂代际划分＂还是＂反思＂与＂标准＂确立包括底层写作参与所实现的＂再造想象＂及诗歌的地理场域,都决定了＂世纪初诗歌＂的独特性、稳定性以及一种开放的历史状态。     

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白洋淀诗群"中的多多于1969年至1975年期间,创作了一些颇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歌。他的诗歌既有沉思特定政治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洞察力,亦有超越甚至异质于中国本土日常经验和审美习惯的艺术个性;他以一种"政治解剖学"的手法为"文革"历史书写了一段颓废的纪念,同时也以革命创伤记忆的见证为一代人祭献了一份青春的"薄奠"。     

论当代诗歌的孤寂诗写及诗学建构——关于诗歌本体论可能的探索

孤寂书写作为现代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当下汉语诗歌写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精神路径,它既尊重诗学本体,同时也有哲学关照,本文从形式、文化、哲学三个层面归纳了"诗写"的理论特征以及它对诗学建构的理论价值。     

走向自我之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中的自我书写及其发展境遇

真正张扬性别意识的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地表,其最鲜明和为人瞩目之处在于对女性自我的书写。这表现在身体写作、欲望叙事和对自我／女人在自然、时间及两性关系中的认知和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惑和追问。当代女性诗歌在自我书写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影响下陷入两难的发展境遇,并进行着艰难的突围。     

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中的雅俗之辩

雅与俗这一对美学范畴是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的一个重要议题。新旧诗人围绕诗歌的风格取向、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读者的接受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抗辩。当新诗人群体以平民代言人的姿态,高举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体代替格律体的大旗,对中国诗歌的崇雅传统进行批判和解构时,旧诗人群体则以抗辩的立场不断对其进行反拨和纠偏。与此同时,新诗人群体内部也在不断调适和修正自身的新诗立场与写作姿态。五四时期新旧诗人围绕中国诗歌的雅俗问题进行的论争,不仅成为中国新诗品格建构与重构的动力之源,同时也推进了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为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在新旧雅俗之间寻求艺术平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回归语言本体重续诗歌传统——当代诗歌书写的考察笔记

当代诗歌书写偏离诗歌传统中的语言意识,语言中断了诗、思、道之同一的整体的表现意识.重视当代诗歌的语言表现技巧,强化中、西诗歌传统中的诗体意识,传承了中、西方诗歌传统的积极的表现元素,同时也拓展了当代诗歌书写的表现可能,推动了当代诗歌的积极、健康的发展.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都市日常生活的诗化与宋代城市诗歌的转型——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宋代邵雍的城市诗歌书写,开辟了城市诗歌的一个新方向,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邵雍的城市诗歌赞美城市生活,建构起新的城市意象和安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而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意义更在于他探索了新的城市文学的发展方向.     

诗歌史的"发现"

本文以晚清和五四的诗歌研究为例探讨诗歌史写作的制约机制.文章认为,制约诗歌"演进"机制的语言形式和权力架构,是"介入"诗歌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应该当作诗歌史写作的主要问题加以"发现"和敞明.     

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本体指向——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     

无根的批评与无边的探索——当代诗歌批评的若干问题与实践

从目前的研究看,讨论诗歌批评的著作与文章并不少,大多集中在批评的意义和评论诗坛现象上,缺少对诗歌批评的历史观照和互动考察,忽视批评实践的体验与总结.当代诗歌批评是否有传统可循?当代诗歌批评是否真正介入诗歌写作或诗歌事件?当代诗歌批评该从何处展开?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对中国诗歌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勾勒,指出当代诗歌批评具有无根性特点,它在借鉴中外批评传统的同时,仍然在摸索新的批评方式,是批评大树上的一枝.当代诗歌批评介入诗歌写作和诗歌事件的力量不足,面对诗坛问题缺少锐气与勇气.诗歌批评是无边的探索,大学是诗歌批评教育的发生地,多种探索与实践有利于培养具有专业品质的批评者,促进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