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残卷与《安腔八音》手抄本韵部比较研究

目前所见到的福安方言韵书《安腔八音》实际上有新、老版本之别,老本《安腔八音》乃陆求藻仿福州方言韵书《戚林八音》参考明梅应祚的《字汇》于18世纪中、末叶编成,新版由陈登昆与其师陆尚淋在原本基础上根据时音于20世纪初重新修缮,目前所见版本是陈祖蔚1953年对新版《安腔八音》的手抄本。通过将残卷中残存的韵部与《安腔八音》手抄本作比较,结合现代福安方言,发现残卷所反映的福安方言韵部系统与新版《安腔八音》和现代福安方言有很大差别,推测残卷成书年代大概在18世纪中、末叶,最迟在19世纪初。     

濉溪方言本字考

汉语方言调查中有音"无字"的现象大抵有两种原因造成:一是方言中的某些词语实际上也见于普通话或汉语其他方言,只是这类词语在该方言中的音(义)与其在普通话或者其他方言中的音(义)失去了对应;二是某些词语不见于普通话或其他一些方言,但过去曾被普遍使用。濉溪方言中写不出本字的词语或者是发生了特殊的音变,或者产生了特有的意义,或者保留了古汉语中的词语。方言本字考证需遵循音、义双合的原则,并可用方言间的相互比较加以印证。     

语音增减规则的比较研究——基于英汉双语的考察

汉语方言中有一种因舌冠音与后高元音u不能共存而产生的增减音现象。本文旨在从区别特征和高元音裂变说的角度,探究这些方言社团舌冠音后的增减音问题,并通过与英语增减音现象作对比来揭示人类语言的异同。本文认为舌冠音后的增减音问题归根结底是特征和谐的问题,与英语增减音现象的差异属于音节结构差异。     

扬雄《方言》中的记音字与方言词

扬雄<方言>在当时没有标音手段的历史条件下,大胆使用汉字记录了各地纷繁复杂的方言词语和方音,在用字记词方面很有特色.<方言>被解释语用字中的记音字共519个.扬雄在记录方言词语时,既有用几个记音字记录同一个方言词的情况,也有用一个记音字记录几个不同的方言词的情况.这519个记音字所表记的512个方言词,实词507个、虚词5个,单纯词505个、合成词7个.文章从<方言>记音字与所记词语的关系以及<方言>记音字所表词的词汇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价值和意义.     

重庆方言音系研究

重庆方言音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体系。本文对重庆方言词汇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有音无字的方言词汇进行了分析,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对《重庆方言志》的编写、区域方言的进一步研究及普通话推广,都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和价值。     

汉语方言区片划分语音标准的层级和主次

跟传统利用早期历史性条件、晚期历史性条件及现在平面性条件区分大方言、次方言和小方言的做法不同,文章提出利用汉语语音自身层级系统（音节 －音位 －音值）的特征来进行汉语方言的区片划分：用音节层面的音节类（俗称字类）分合标准作为第一层级方言分区的语音标准;用音位层面的音类分合（不造成音节类分合）标准作为第二层级方言分片的语音标准;用音类或音类分合的具体音值（不造成音类和音节类分合）作为第三层级方言小片的语音标准。在权衡同一个层级语音标准的主次方面,我们贯彻以下几条原则：第一,早期的音节类或音类分合比晚期的音节类或音类分合重要,早期的音值特征比晚期的音值特征重要;第二,音节类或音类的合并比音节类或音类的分化重要;第三,大的音节类或音类分合比小的音节类或音类的分合重要;第四,辖字多的音节类或音类分合比辖字少的音节类或音类分合重要;第五,音节类或音类分合规律明显的比分合规律不明显的重要;第六,典型的音值特点比非典型的音值特点重要。     

方言音韵结构的基本特征

方言音韵结构是汉语方言历史音变的活动范围,每个音类或音位的变化都受制于同质结构或异质结构中与其他音类或音位之间的关系,音韵结构关系决定音变的流向、过程和机理.方言音韵结构具有系统性、层次性、渗透性等基本特征.     

海口方言同音字汇(上)

本文详细整理方言的同音字汇,指出海口方言新派和老派的语音差异,并力图反映海口方言一字多音的复杂情况。     

19世纪以来漳浦方言语音的传承和演变——《福建方言字典》音系研究

《福建方言字典》(1837)是一部较早且具影响力的闽南方言字典,本文从三个层面对该字典进行研究:首先,从史料和音系考证其记录的是19世纪初期的漳浦方言;第二,将它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对比,并参照同时期其它历史语料和现代方言,考订其讹误之处;第三,结合古今语料的记载和实地语言调查来考察19世纪初期至今漳浦方音的传承和演变。     

先秦音乐“和谐”观的内涵及其变迁

先秦音乐“和谐”观是包含音乐、审美和社会伦理在内的一种综合观念。“和谐”最初专指音的谐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谐”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西周开始由音和演变为政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谐”观念开始普遍化、伦理化。     

方言问题探微:以四川方言为例

元明清以后,满蒙语的成分大量加入汉语,影响了近代汉语的发展,也使现代汉语方言呈现出南音系统和北音系统两大类。同时,方言歧视和方言优越感、移民、地方文艺分别影响着操各种方言的人的心态以及方言的生态与传承。这些问题,在四川方言里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四川方言的微观层面上,一些细节问题值得研究者关注和思考。     

湖南汨罗长乐方言中的文白异读

汨罗长乐方言文白异读的类型多:有声韵调中一项不同形成的异读,有声韵调中两项或三项不同形成的异读,还存在一字三音、四音异读现象。长乐方言文白异读具有自身特点,并呈现向强势普通话靠拢的演变趋势。     

汉语方言虚词用字问题浅析

通过对比普通话与一些方言,证实从语法上说虚字"了"的确是两个,并以林州方言为例,说明在某些方言里"了"还有特殊的用法,跟普通话并不完全对应.从方言里"了"字的用字,可以看出当前方言语法研究中虚字依音记字、同音替代的现象比较普遍,具有诸多负面影响,为此必须努力做到虚字使用规范化.     

小议潮汕方言的宏观研究

潮汕方言无疑是汉语方言中既古老而又很有特色的一种。对这样一种方言，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有人为它编纂方言词典了。早期对潮汕方言感兴趣的首先是西洋传教士，1847年曼谷教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由GODDARDJOSIAH编的《汉英潮州方言字典》，大概要算是最早的一部潮汕方言工具书了。接下来又有几本以“十五音”命名的潮汕方言著述陆续出现，如1913年张世珍编的《潮声十五音X、1915年江夏越亭氏编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全本》、1921年落儒林编的《潮音十五音四卷》等，此后，以十五音为纲而编纂出来的一些潮音字（词）…     

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

笔记小说等历史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语言资料,其中不乏方言资料.吴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同时吴方言也是较古老的方言,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文章在梳理江浙吴方言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利用唐宋代笔记小说、文集等文献窥探唐宋江浙吴音特征.     

长沙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及演变

长沙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有区分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趋势。综合现有的调查材料,对长沙方言知庄章组声母两次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由合到分进行了分析解释。文章认为,长沙方言知庄章组声母今读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语言发展变化的内部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外部机制打破。     

论兴国山歌的方言特色

兴国方言的声韵调对兴国山歌的音色和旋律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形成兴国山歌悠扬响亮、一字一音、腔调较少的特点。兴国山歌中的衬词和方言特征词是其基本的兴国元素,单音节词语较多的兴国山歌用普通话来唱往往音不够多。如何在保留兴国方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将兴国山歌通俗化并推广到县域之外,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清末民初台湾三种中西闽南方言文献音系比较研究

近年来,笔者发现了19世纪末叶《台湾十五音字母详解》(1895)和西文《中西字典》(1891)、《厦门音新字典》(1913),深入仔细地比较研究三部中西闽南方言文献的方言音系。全文四个部分:一、清末民初台湾三种中西闽南方言文献简介;二、中西三种方言文献声母系统比较研究;三、中西三种方言文献韵母系统比较研究;四、中西三种方言文献声调系统比较研究。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台湾三部中西闽南方言文献的音系对导致台湾"混合腔"乃至"漳泉滥"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2004—2008年中国音韵学研究情况综述

<正>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它包括上古音、中古音、等韵学、近代音、现代音等学科。音韵学也称声韵学,它是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传统学问,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韵学研究也包括方言音韵研究、汉语与其他少数民族或周边国家语言对音研究,也涉及到汉语     

“夯货”之“夯”音义考

“夯”字今字典辞书收有二音,一为“hāng”一为“ben”,“夯”字在具体语境中读那个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夯”、“笨”、“憨”,分别出现在吴语方言、官话方言和山东方言的作品中,可断定,“夯货”是吴语方言词,当依据方言音读作“hāng”,“夯”字在江浙方言中是“憨”字的假借,主要原因是汉语的地域差异,造成方言音读不同,又假借“夯”字记吴语音.后世读“夯”作“ben”,由于汉语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存在“同义换读”现象,对“夯”字做了理据重构.